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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國陶瓷歷史三國兩晉

            三國、兩晉時期,江南陶瓷業發展迅速,相繼在蕭山、上虞、余姚一帶出現了越窯、甌窯、婺窯等著名窯址。所制器物注重品質,加工精細,可與金、銀器相媲美,成為當時名門望族的日用品。

            東晉南朝時期,在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窯址有了很大發展。但江浙一帶的瓷窯都出現了明顯的衰退跡象、瓷窯減少、數量降低、裝飾簡化、燒造略顯粗糙。這種局面一直持續至唐代前期。

            三國、兩晉、南北朝是從公元200年至581年。公元200年曹丕廢了漢獻帝自立為王,國號“魏”。第二年劉備在四川建立蜀漢政權。公元229年,孫權在建業(現南京稱帝,國號“吳”,史稱“三國”。

            從公元263年魏滅蜀以后,連年戰亂,北方出現了五胡十六國的局面。西晉滅亡之后。許多門閥士族渡江南下,先后建立了宋、齊、梁、陳四個朝代,史稱“南朝”,與同時代北方的北朝統稱“南北朝”。

            相對而言,我國北方生產瓷器的年代略晚。這一時代的動亂局面使中原一帶遭受嚴重破壞,在這以前,關中、中原地區曾是中國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陶瓷業的衰退也就在所難免,制瓷業的出現一直拖至了北朝時期。但這一時期卻令人驚喜地出現了一種獨特的、而且對后世有深遠意義的陶瓷品種,這就是白瓷。在我國,眾所公認的、真正意義上的瓷器之出現當在東漢時期。它的坯體由高嶺土或瓷石等復和材料制成,在1200oc1300oc的高溫中燒制而成,胎體要求堅硬、致密、細薄而不吸水,胎體外面罩施一層釉,釉面要光潔、順滑、不脫落、剝離。長江中下游的廣大地區具有豐富的原材料資源,又富有燃料資源,所以這一地區的制陶業發展很快,出現了眾多而且面廣的窯址。瓷器的產地俗稱“窯口”,是由考古工作者根據古代文獻記載或實地發掘所逐步了解的。通過實地調查與發掘,基本上弄清了這一時期的一些主要窯口。比如越窯,又稱“越州窯”,從東漢時期開創,至北宋衰落。其基本分部在浙江寧波、余姚、紹興、蕭山一帶。其主要特點是:胎質細密、呈青灰色。釉質瑩潤,具有玉質感,釉色深綠,色澤純正,坯釉結合緊密。唐代詩人陸龜蒙寫詩贊揚“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甌窯,在溫州一帶。其特點是:胎質白中泛灰,釉層較薄,釉色淡青,透明度高,有細小開片,易脫落。再如江西的洪州窯、湖南的岳州窯、江蘇宜興窯等等。這一時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銅器、漆器、,成為人們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廣泛用于餐飲、陳設、文房用具、喪葬冥器等等。

            中國人飲茶習慣當起于東周時的四川一帶,東漢時飲茶之風傳至長江下游,此風蔓延迅速,至東晉時,已成為王室豪門的時尚。據古籍的記載,當時的茶飲方式方法與今日大不相同,所以需要一些形制不同的器具,數量上也有很大需求。經研究考證,當時造型獨特的雞頭壺就是一種茶具,這種造型延至隋唐以后就不再有了。瓷質谷倉罐是三國西晉時期出現的,它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稱“魂瓶”或“神亭”,是由東漢的五聯罐發展而來。這一時期的谷倉罐制作精細,堆塑繁雜,有人物、飛禽、走獸、亭臺,糧食一直被視為人生第一重要之物資,所以從秦漢時代就開始給死者陪葬糧食,以供死者在陰間享用,同時,陪葬品中還含有整套糧食加工工具和做飯用的炊具,以體現吃飯的重要性。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興,各地都建造了大量寺廟、佛像石窯,僧尼數量猛增,帶有佛教色彩、意義的裝飾隨處可見。如在建筑裝飾上帶有飛天、蓮花等標志性圖案。體現在陶瓷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蓮花尊”。

            陶瓷還被大量運用到文具中,如筆筒、水盂、硯等。水盂的功能只是盛磨墨用水的,但造型都很豐富,有蛙形、鳥形、兔形、牛形等樣式。陶瓷文具被廣泛使用,與這一時期崇尚讀書、推崇士儒有關聯。

            這一時期的裝飾特點比較明顯,尤其是三國西晉時期的越窯最為突出。器物上常有表現生活場景的紋樣,刻畫細膩且逼真,真實地反映了那一個時期的社會面貌,也給今人研究建筑、音東、舞蹈、宗教、蓄牧等方面的課題提供佐證。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子、燭臺、油燈、水盂上大膽使用夸張變形的動物形象,多方面地體現了當時社會的審美意識,豐富了人們的精神生活。縹色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特色釉,是青瓷系統的代表,與北方地區的白瓷交相輝映。之外,常用褐彩打破單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潑。這種裝飾方法簡單易行,適應面廣,效果較好,所以被廣泛使用。用褐彩在器物表面上書寫文字,是褐彩裝飾的另一特色,這種裝飾手法在后來的唐、五代時期大為盛興。其字體形式為書法研究提供了可靠資料。當今所見的越窯晉瓷,工藝多為上乘,釉色高古,質地醇素,極具品味。由于當時的工藝水平,所生產出的陶瓷在釉色上發生很豐富的變化,青色中有偏綠的、偏黃或偏灰的,與釉料成份、燒成火焰都有很大關系。盡管現時的技術力量更加強大,但今人的仿制品都往往是千篇一律,死氣沉沉,失卻了古人的跡象。瓷釉的調制也是重要因素。青瓷釉最初是用瓷石與草木灰混制而成,風化程度差的瓷石一般含有大量助熔劑,常用來做釉,草木灰的作用是引入cao成份,經過高溫燒制與瓷石相互作用形成鈣質釉。青瓷自東漢晚期出現以后,經過三國、兩晉、南北朝,在坯、釉質量上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瓷石原料分布地域廣泛,原料成份含量多有不同,所以這一時期的瓷器釉色和質感有較大差異。

            由于南方廣大地區戰亂較少,社會秩序也就比較安全,中原地區大批員紛紛南下,其中也不乏陶瓷業技工。而北方地區處于蕭條境地,陶瓷業還不及漢代發達,對窯爐的使用也極少改進,仍延用圓形饅頭窯。在南方,窯爐有了很大發展,龍窯結構被進一步改良。窯床長度達十余米,為解決龍窯窯室內抽力大、火焰速度過快的問題,這一時期發明了起緩解作用的“擋火墻”,可更有效地調節窯內抽力和溫度。經測試,這一時期的陶瓷瓷器都是在弱還原焰中燒成,燒結程度較好,燒成溫度可達1300度左右,達到了現代瓷的質量水平,這無疑是與龍窯結構的改進和燒成技術的提高密不可分。

            可見在三國、兩晉時期,我國的陶瓷業已經迅速發展,并且被大量運用到日用品及文具中了,這一時期的陶瓷器具形式已經開始豐富多樣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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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兩晉南北朝瓷器


            三國兩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動蕩時期,南北制瓷業的發展也不平衡。在比較安定的南方,以浙江早期越窯為中心,繼承并發展了東漢青瓷的成就,這些青瓷習慣上被稱為"六朝青瓷"。北方則由于連年戰亂影響,瓷器的生產起步較晚,直到6世紀初期的墓葬中才有隨葬青瓷發現,但晚期的墓葬中卻出現了白瓷。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青瓷的生產以浙江地區最為發達,窯場廣泛分布在浙江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區,分別是唐代德清窯,越窯,甌窯和婺州窯的前身,其中以位于寧紹平原的早期越窯水平最高。屬于北朝晚期的青瓷與南方青瓷相比差別很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首先,北方青瓷胎料中氧化鋁的含量高,因此往往有因溫度不足而瓷化程度稍低的現象,但瓷胎的顏色比南方要稍淡一些,多為白色或灰白色;其次,北方青瓷釉的光澤性好,玻璃質感強,釉面常有開片,流動性較大,沒有南方青瓷那種失透的感覺;第三,北方青瓷胎體厚重,與六朝青瓷相比顯得形體碩大;第四,北方青瓷的裝飾方法較多,有堆貼、模印,雕鏤,刻劃等,紋飾中受佛教影響的紋樣如蓮花紋,忍冬紋等較為多見。

            青瓷水注 三國

            長江三角洲地區有著豐富的瓷土,在東漢中晚期,這里的瓷器燒制工藝已基本成熟,至三國時期更有提高,并大量生產。這件蛙式青瓷水注,造型生動形象,釉色勻稱,顯示了當時高水平的燒瓷技術。

            青釉蓮花碗 南朝 直徑14.5厘米

            此碗敞口,深腹,假圈足,胎體上薄下厚。外壁飾雙層蓮瓣紋。假圈足也稱餅形足,即看似圈足實際是平底,底足一般無釉,直接放在窯具上燒成。器物下部厚重,是為了防止燒窯時坍塌。早期瓷器的造型是由于時代背景,生活需求及制作工藝水平而決定的。

            青釉蓮瓣紋蓋罐 南朝 高28厘米

            直口,短頸,頸最大處偏下,平底。肩部置6個橋形紐,前后兩對,左右各1個。蓋面略鼓,蓋紐作長方形,中有一小圓孔。此罐腹部和蓋面剔刻雙重蓮瓣紋,蓮瓣上覆下仰。此蓋罐為越窯系產品。

            青瓷雙流雞首壺 南北朝

            盤口外侈,束腰,長頸,圓肩,深腹,底略凹。肩前端向上直伸,并排兩個長頸雞首形流,雞首頂部有高冠,圓目凸起,作昂首啼鳴狀,后端為并排兩個曲圓形柄。上端龍首與盤口銜接,龍首雙目前視,作飲水狀。下端與肩相連。柄上端略細,下端略粗,肩左右兩側各有1個橋形紐。施青色釉,有細小冰裂紋。此器造型精美生動,為當時常用的水器。

            三國紀年款與兩晉紀年款識風格上有什么不同?


            三國紀年款:迄今所見三國時期陶瓷器上的紀年款,主要出現在越窯瓷器上。1955年,江蘇南京光華門外趙士崗吳墓出土的一件越窖青瓷虎子腹部刻劃“赤烏十四年會稽上虞師袁宜作”十三字銘文。赤烏十四年即公元251年。此器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本世紀30年代后期,浙江紹興吳墓出土一件青瓷谷倉其正面堆塑龜馱碑,碑上刻劃“永安三年時,富且洋(樣),宜公卿,多子孫,壽命長,干意(億)萬歲未見英(殃)”。此器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30年代紹興還出土過一件“吳陶灶”,現已不知下落,灶壁刻有“永安四年十月九日...... ”等二十二字。1958年,江蘇南京清涼山三國吳墓出土一件青瓷熊燈,在燈的承盤底部刻劃“甘露元年五月造”七字銘文。甘露元年即公元265年。這幾件有確切記年的器物,大致反映了三國時期瓷器上紀年款的風貌,其特點是:釉下刻劃,字體較草率、落款位置不固定,文字內容不統一。

            此時陶瓷器上紀年款的風格與三國時相似,無大改變。1976午3月.江蘇吳縣楓橋獅子山西晉傅氏家族墓出土的兩件青瓷谷倉,在龜趺碑上分別刻有“元康二年潤(閏)月十九日超(造)會稽”、“元康出始寧,用此 ,宜子孫,作吏高,其樂無極”等字樣。元康(291—299年)是晉惠帝司馬衷的年號,元康二年即公元292年,但該年并不置閏,元康三年則閏二月。這件谷倉與“元康三年四月六日”銘文磚同出,可能也是元康三年物,碑銘紀年有誤。西晉時帶有紀年款的瓷器,還有浙江余姚出土的青瓷谷倉,其龜趺碑上刻有“元康元年八月二日會稽上虞。”浙江平陽敖江出土的青瓷谷倉,其龜跌碑上刻有“元康四年九月九日口州會稽”。東晉、十六國時期陶器上的紀年款,見有60年代敦煌東晉墓出土陶罐腹部墨書的“升平十三年潤(閏)月甲子朔廿一壬寅張弘妻汜心容盛五谷瓶”。升平十三年為公元375年。南朝瓷器上見有“大宋癸丑”、“永初年制”等紀年款銘,“大宋癸丑”為公元473年,“永初年”為公元420—422年。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燈具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燈具發生了重要變化,秦漢以來那些琳瑯滿目的燈具,似乎一下變得單一了,無論從品種、質地、造型,都無法與漢燈匹敵。銅燈具仍然零星制作,陶燈具仍在繼續大量生產,瓷燈具已廣為普及,成為燈具的主流。從造型上看,人形俑燈明顯減少,動物形燈燭相對增多,多枝燈也大大減少。

            當時,青瓷燈具逐漸走進人們日常生活,由于材料、工藝以及時代審美觀念等諸因素的變化,燈具造型較前代產生了重大變化。瓷燈具以瓷土為原料,以拉坯成型為主,采用拍片,模印等成型方法,使造型趨于小巧、簡便、實用。

            瓷油燈的造型基本上由燈盞、燈柱和底座三部分構成,但局部構架及裝飾的變化是較大的。有的燈盞和底座均為大小近似的碗形,盤中的燈柱多為內空通底、上細下粗的管狀。高約15-30厘米。在此基礎上,一些燈具的承盤再加三獸蹄足,但燈柱相對縮短。

            三國兩晉時期的燈具大多制成動物的形狀,如羊燈、獅燈、熊燈等等,或者用動物紋作裝飾,造型新穎,風格樸素。到了南北朝時期,青瓷油燈大量進入尋常百姓人家,造型更為簡化,有的在一盤形底座中置三足爐作燈盞;有的只在燈盤中心出一小矮圓臺,以架軟燈芯,臺沿上豎一扁柱,柱上有一二個小圈;或者只在盤沿設一扁柱,作為把柄。燈盤心內的小圓臺,是作為將軟燈芯架上臺點燃用的。

            相對而言,南方地區的瓷燈生產較早。而北方地區直到北魏才開始燒制瓷器,長期以來,北朝的瓷燈發現很少。1981年1月,太原市北齊婁睿墓出土的寶珠覆盆蓮瓷燈,造型優美,裝飾華麗,制作精美,與南方青瓷燈具精巧纖細的風格形成鮮明對比,表現出北方陶瓷特有的藝術風格。

            簡述三國兩晉南北朝瓷器的特征


            三國兩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動蕩時期,南北制瓷業的發展也不平衡。在比較安定的南方,以浙江早期越窯為中心,繼承并發展了東漢青瓷的成就,這些青瓷習慣上被稱為"六朝青瓷"。北方則由于連年戰亂影響,瓷器的生產起步較晚,直到6世紀初期的墓葬中才有隨葬青瓷發現,但晚期的墓葬中卻出現了白瓷。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青瓷的生產以浙江地區最為發達,窯場廣泛分布在浙江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區,分別是唐代德清窯,越窯,甌窯和婺州窯的前身,其中以位于寧紹平原的早期越窯水平最高。屬于北朝晚期的青瓷與南方青瓷相比差別很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首先,北方青瓷胎料中氧化鋁的含量高,因此往往有因溫度不足而瓷化程度稍低的現象,但瓷胎的顏色比南方要稍淡一些,多為白色或白色;其次,北方青瓷釉的光澤性好,玻璃質強,釉面常有開片,流動性較大,沒有南方青瓷那種失透的感覺;第三,北方青瓷胎體厚重,與六朝青瓷相比顯得形體碩大;第四,北方青瓷的裝飾方法較多,有堆貼、模印,雕鏤,刻劃等,紋飾中受佛教影響的紋樣如蓮花紋,忍冬紋等較為多見。

            淺談兩晉雞首壺


            今年“五一”節,筆者早早就趕到了南京朝天宮古玩市場,發現有一個攤主賣的基本都是高古瓷器,有晉瓷、宋瓷,有整有破。只見一個買主正在和賣家為一只東晉四系罐討價還價。我眼睛一閃,攤上一只好像西晉盤口雞首壺的殘件立刻躍入眼簾,造型古樸。見買家和賣家依然激烈地討價還價,旁邊人都在看著這兩個人,我這時蹲下來,從人縫中把那只破雞壺從里面給鉤了出來。上手細看,一只典型的西晉盤口雞首壺(見圖),用手一量約高28cm,此壺殘缺盤口,圓腹如球形,腹身帶有一條連結雞首、雞尾及雙系的裝飾帶,寬約2厘米,遍布壓印的斜方格紋和兩圈太陽花。胎骨灰白,釉色偏黃,吃土較重,施釉到底,罐底有明顯的支燒火石紅痕跡。罐身正面塑貼一個母雞頭,正作張口鳴叫之態,在與雞頭相對的另一端塑出雞尾,罐自然成為雞身狀。此刻我心中大樂,詢問價錢,賣家也顧不得與我討價還價,我最終以不高的價錢將之拿下,收入囊中,繼續逛其他地攤去了。

            回家后將此器洗凈,土沁之味久久不能散去。晾干后再仔細對比自己收藏的幾件雞首壺,最得意之處莫過于這只雞壺算是其中最大的一只,加上盤口測量共30cm,此器可算得上是雞首壺中的“大哥大”。查閱古陶瓷書籍得知,雞首壺是一種酒具,又作盛水器。出現于三國西晉,至唐宋時逐漸被執壺所替代。雞首壺始則在越窯、甌窯生產,后于其他許多窯口相繼燒造,器身亦從圓形向瘦長形變化發展。因其身飾生動靈現的雞頭,又或附飾雞尾、彎柄形或龍首形執 ,藝術造型俊美,諸種釉色又著實可人,故深受當時和后代人的喜愛。一般區分雞首壺是東晉還是西晉,往往是通過區別雞首(流)有無流孔來區分,認為無流孔是西晉雞首壺,有流孔是東晉。其實西晉一樣有帶流孔的,西晉無流孔雞首壺應該稱為雞首罐,有流孔才為雞首壺,只不過后人統稱雞首壺了。我們區分雞首壺是西晉還是東晉不但要考慮是否有流孔,還要考慮它的造型!西晉雞首壺圓矮,而東晉雞首壺就變得修長,雞尾演變成執柄;另外,東晉的甌窯雞首壺在青綠色的釉面點上褐彩,形成絢爛的裝飾效果;而西晉往往壓印太陽花和網格紋進行裝飾。

            目前市場上兩晉雞首壺價格很高,造成贗品泛濫,仿品多來自浙江一帶。鑒別主要通過胎、釉、造型和底來仔細鑒別。曾見過一玩友帶著大大小小四五個雞壺前來指教,結果無一真品,讓他大失所望。一般兩晉雞壺胎土為灰白胎,分量較重,仿品有石灰胎和白胎兩種。釉色有青和青中偏黃兩種,現代仿品釉色過于青甚至發綠,與當時的釉色存在一定距離,仔細對比可以鑒別出。另外,兩晉雞首壺都帶有支燒火石紅痕跡,現代仿品火石紅要么沒有,要么紅得怕人,為人為涂抹。再次,一般兩晉雞首壺多為出土之物,有一定的吃土痕跡,用水洗后土沁味道久久不能散去。現代多為酸做土咬,埋入地下時間不長,土沁容易剝落,洗后也無那種久久不能散去的土壤味道。最后,裝飾上,西晉雞首多為實心,比較寫實,雞冠較小,眼睛突出,往往有裝飾帶連接首尾(猜測可能象征羽毛);東晉雞首為空心流口,雞冠高聳,但與執柄比例協調。綜合以上幾點去鑒定兩晉雞首壺一般就不會有太大問題了。

            收藏是一件辛苦的事,著名收藏家王先生告訴我,要想做一名真正的鑒賞收藏家,沒有學富五車的本事是不可能成功的。

            三國青瓷羊形燭臺


            中國國家博物館 三國吳 青瓷羊形燭臺三國

            1958年江蘇南京清涼山出土

            長30.5厘米,高25厘米

            燭臺呈跪伏羊形、羊昂首張口、雙角繞耳彎曲、額上有一圓孔,可用于插燭。羊軀肥壯,脊背長毛分披,腰間劃雙翼,臀部貼短尾,四肢卷曲。其胎質灰白,青釉綠中微微泛黃。在古代羊與祥音通,羊即代表吉祥,用羊隨葬以避不祥。該羊形燭臺,造型設計巧妙,裝飾手法夸張醒目,其形態安祥,溫馴可愛,是三國東吳青瓷中不可多得的上乘精品。這件羊形燭臺淺灰白色胎,遍施青灰色釉。呈臥羊形,羊頭頂有一圓孔,體內空。有學者認為此器是插蠟燭用的燭臺,也有學者認為是盛水器。三國時期,青瓷器在產量、種類和質量上都比東漢時期有明顯提高。當時青瓷器主要產地包括現在浙江寧波、紹興、溫州及金華等地區,其原料為一種含石英、高嶺、絹云母類型的偉晶花崗石風化后的巖石礦,風化程度高,含有較多的高嶺石礦物。這種瓷土含鐵量較高,是燒造青瓷器的理想原料,與石灰石配制而成的石灰釉,光澤好,透明度高。這件燭臺釉色勻凈,充分顯示出這一時期在燒造青瓷器的原料選擇上的重大進步。而臥羊整體塑造簡練,局部刻劃精細,將羊的馴順特性凸顯無遺,反映了這一時期在燒造青瓷器的藝術化方面的追求。

            三國青釉雞首壺


            在古代,我國勞動人民擅長用各種動物作為銅器、陶器和瓷器的裝飾,或者把整個器物做成動物的樣子。這件三國(220年至280年)時期的雞首壺就屬于這一類,是瓷器中的精湛之作。

            雞首壺,是三國末年兩晉時期越窯、甌窯的一種新產品,以后各地窯廠都有燒制。這件雞首壺是1989年安徽省馬鞍山市宋山東吳大墓出土的。壺高19.2厘米,口徑10.5厘米,口較小,短頸,斜肩,鼓腹,平底。肩上塑一雞頭作壺流,昂首張嘴,高冠睜眼,形態生動。后肩上貼附翹起的短尾,首尾相應。壺的肩部刻劃三首弦紋,并置有對稱的兩個半環形耳,耳上飾蕉葉紋。通體施青釉,釉色勻凈。壺底無釉,胎色灰白,質地堅硬。三國、兩晉時,壺和罐容器沒有配制蓋,常以碗碟作為蓋。東晉開始,壺罐才較多地配制器蓋。此壺出土時未見碗碟之類蓋。

            雞首壺是六朝青瓷中的典型器物之一。早期的雞首壺多數是在小小的盤口肩部,一面貼個雞首,另一面貼雞尾,雞頭都是實的,完全是一種裝飾。東晉時,壺身變大,雞頭有頸,引頸高歌,后安圓股形把手,上端貼在器口,下端貼于上腹。到東晉中晚期在把手的上端還飾有龍頭。到了隋代,壺身變得修長,口頸加高,柄飾龍頭更為普遍,造型優美,而且更適合于實用。馬鞍山地區歷年來出土了大量六朝時期的雞首壺,它們的形制多樣,構思巧妙,演繹出不同時期實物造型的發展序列。比較清楚地看出,雞首壺是由三國、西晉時矮身、鼓腹、短尾等造型特點向高體、長頸、長尾上翻成曲柄的形式逐漸演變。考古界此前一直認為吳、西晉的雞首壺,雞首不能傾注,只是一種裝飾。而馬鞍山市宋山東吳墓出土的兩件青釉雞首壺(有雌雄之分),雞首與腹相通,充當流的作用。既有裝飾美,又實用,揭示了西晉以前三國時代雞首壺的造型特點,即造型秀美,制作規整,使用方便,反映了越窯在三國時期已具有相當高的燒成技術及制瓷工藝。

            這件三國越窯青釉盛酒(水)器,埋藏地下1700多年,至今仍然釉色瑩潤,保存完好,不可多得。1992年該壺被選入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精美圖冊《中國文物精華》之中,屬國家一級乙等文物,現藏馬鞍山市博物館。

            陶瓷知識:廣東陶瓷的歷史——三國至五代的陶瓷器


            吳、晉、南朝和隋、唐、五代,廣東的制陶工藝技術,又有了新的突破。從古窯址和墓葬出土的陶瓷觀察,各地的陶窯在漢代釉陶的基礎上,已轉向主要燒制釉色晶瑩的青釉陶器。幾何印紋陶和陶屋、陶灶、家禽、家畜等模型器,在晉代還有少量出現,但晉以后已基本消失。晉代和南朝的青瓷器形有碗、盤、罐、盞、豆、燈杯、盂、盆、天雞壺、唾盂和虎形器等。其中天雞壺、唾盂、虎形器和青瓷硯,系晉代和南朝的新產品。施釉較厚,釉色一般青中帶黃,閃閃發亮,均開片,是繼承廣東漢代釉陶發展而來.其胎質和釉色與福建、江西、浙江等同一時期的完全不同,火候也較低,有其一定的地方特色。廣州、韶關、連縣、始興等地晉墓出土的各種不同類型的青釉瓷硯,制作也很精美,這和晉人重視書法藝術,書家輩出是分不開的,如王羲之、衛夫人、王獻之都是這一時期的杰出書家,同時學習書法也是晉人的一種風尚。連縣西晉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墓出土的灰陶犁田耙田模型、陶屋、陶井、陶盂、陶灶、陶釜、篩米俑、陶雞、陶鴨、陶牛、陶馬等小巧玲瓏。雞有籠,鴨有舍,牛有欄,馬有廄,形態各異、生動逼真。其中有一件《水田犁耙模型》(洛京傾覆,中州仕女避亂江左者十之六七。可見江南一帶曾經成為剝削階級逃難茍安之所。廣州西晉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和建興二年(公元314年)墓出土的方格紋墓磚,印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廣州皆平康;永嘉世九州空余吳士盛且豐;永嘉世天下災但江南皆康平等文字,印證了這一歷史事實。

            水田犁耙模型西晉長22.0cm廣東省連縣墓葬出土廣東省博物館

            隋代在歷史發展中,不過是短暫的一瞬。這一時期的窯址,在廣東境內迄今尚未發現,出土的陶瓷數量也不多,僅在廣州、韶關、英德、封開、博羅、連縣、始興等地發掘過一批隋墓,其中有大業六年(公元610年)墓。出土的青釉瓷器有碗、杯、盤、盂、燈、四耳罐、六耳罐等,也有陶塑磚雕等。其中青釉器造型別致,釉色精瑩,碗內一般均有仿洪州窯的規整的印花裝飾,看來廣東制陶工藝水平,比前期又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唐代廣東燒制的日用陶瓷,仍以青釉為主。兩晉、南朝流行的天雞壺、虎形器和印花碗等,已不復見。這時已開始使用圓筒形平底匣缽裝燒青釉器。器形有碗、碟、壺、罐、盆、壇等。器物胎質厚重,扣之作聲不清脆,硬度不強,均屬陶胎,吸水性大,施釉較厚,均開片,器物外壁均施半截釉,平底、滿釉和環底器數量極少,不少釉層剝落或脫盡,普遍有此種現象。廣東唐代器物,碗一般均敞口平底,素面無紋,這類碗與潮州唐代儀鳳四年(公元679年)墓,和韶關唐代張九齡墓出土的同類器形基本相同。也有一種碗,敞口,碗壁約四十六度左右傾斜,矮圈足,外壁壓印有四條直線紋,四瓣口,這也是唐代瓷窯中常見的一種碗形。壺一般均帶把,短流,平底,附蓋,并附有一至三耳,也有無耳的。這類壺潮州窯出土較多,有一定的地方特色。梅縣窯燒造的圓形十足青瓷硯,也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之一,其圓徑約四十五厘米左右,這種精致的大型青瓷硯,在國內均極罕見。佛山、南海、新會等地燒造的高身青黃釉《陶壇》(陶壇唐通高87.0cm廣東省佛山新會出土廣東省博物館

            唐代廣東主要流行饅頭窯,這種窯型是受北方饅頭窯的影響發展而來的。當時廣東燒陶瓷和磚瓦均采用這類窯型。已發掘的潮州北堤頭唐代饅頭窯,平面近似半橢圓形,窯頂呈弧形,窯通長4.97米,分窯門、火膛、窯室和煙道等部分。由窯門進入為火膛,接著是窯室,后壁垂直,橫剖面作半圓形,下端有三個長方形的煙門,其后是三個長方形的煙道。該窯的特點是窯門、火膛后壁與窯后壁均采用灰色耐火磚砌成,其余部分采用耐火土夯筑。另一種半橢圓形饅頭窯,結構也大致相同,但整座窯均系用耐火土夯筑而成,極為堅硬。這類窯爐在廣東梅縣水東,增城朱村,南海奇石,新會官沖和三水,郁南等地,也有發現。這類半倒焰的饅頭窯,按理至高窯溫可燒至l300度,在還原氣氛中可以燒成標準的瓷器。但從各地燒成的青釉器來看,火候一般約在900至l000度左右,嚴格地說還是屬于釉陶,可見當時在掌握饅頭窯的燒窯技術方面,尚未達到熟練的地步。

            五代窯址,僅在南海官窯發現一處,該窯燒制大批彩繪陶瓷器,打破了廣東隋唐時期陶瓷不繪彩的舊習。1954年在番禺石馬村發掘了乾和十五年(公元957年)南漢第三個皇帝劉晟的昭陵,出土了近二百件陶瓷器,其中青釉四耳罐、六耳罐和夾耳罐,制作精細、造型美觀、釉色晶瑩,是同時期青瓷中所罕見的精品,也是廣東制瓷藝人在生產實踐和科學實驗進程中,所獲得的一項重要成果。這批瓷器的出土,成為廣東地區五代瓷器斷代的重要依據。其中青瓷六耳罐和夾耳罐已先后被收入《全國基本建設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覽印度和阿拉伯等一些國家,貿易往來極為頻繁,潮州、梅縣、廉江、遂溪等地燒造的青釉瓷已成為出口的重要商品。近年來在阿拉伯半島東南部的阿曼蘇丹國,也出土了不少五代南海官窯的彩繪陶器。說明廣東在唐及五代時,陶瓷曾經大量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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