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壁窯是中國北方地區歷史名窯之一，鶴壁瓷器風格古樸、典雅，造型惟妙惟肖。鶴壁窯興盛于唐，五代至北宋時達到頂峰，后逐漸走向衰落。鶴壁古瓷窯遺址為國內考古迄今發現最早的，規模最大的。
鶴壁古瓷窯歷朝歷代特點
鶴壁古瓷窯始燒于晚唐，中經五代、北宋、金，終燒于元代，歷始五百余年，在北方瓷窯中實屬罕見。鶴壁集古瓷窯遺址
鶴壁集古瓷窯遺址位于鶴壁集羑河兩岸，分布區域東西長約1200米，南北約650米，面積84萬平方米，是中國北方著名的民間窯場之一，是稱譽世界的古代民間陶瓷的杰出代表之一。該窯始燒于晚唐，中經五代、北宋、金時期，終燒于元代，歷始五百余年，在中國陶瓷發展史上占有獨特的地位，是鶴山先民對中華文明的一大貢獻。 該窯址于1963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確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鶴壁集唐屬相州所轄，北宋宣和初改浚州湯陰縣轄，金代屬彰德府治，位于湯陰的西部，從其地理位置看，羑河自西北流向東南貫穿境內，北部洹水環繞，東部南部接近平原。優越的地理條件，對鶴壁集區域的手工業以及商貿往來具有舉足輕重的促進作用。如洹水，東流北折注入漳水，形成了向北通往漳河以北的商業貿易通道；羑河作為湯水的主要支流，為鶴壁集窯的產品銷往衛河以東的廣大地區創造了良好的交通之路；以南地區的平原，貿易往來更為便利；鶴壁集以西部分，雖多為延綿不斷的山巒，但自古以來就有通向山西的經商之道。這些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使得鶴壁集窯不斷發展興盛。鶴壁集所處的地理位置，距唐宋時期的相州（金元時期稱彰德）不過數十里，這為其自身的經濟發展，貿易往來也提供了有利的物質基礎。正是上述的自然地理條件把鶴壁集窯推向了由小到大，久盛不衰的發展道路。
鶴壁集窯始燒于唐代，唐代燒白、黃、黑瓷。這一時期的鶴壁窯瓷器以白釉為主，黃釉占一定比例，黑釉次之。除了單色釉以外，還有一些在白釉上加綠彩的和飾以淺黃色菊花圖案的瓷器。釉色光澤瑩潤，胚胎制作比較工整。圖案內容除一般花鳥禽獸外，還有各種富有生活氣息的題材，清新活潑，具有濃郁的民間色彩和時代特征。 唐代器多平底，短流。
宋金時期是鶴壁窯的繁榮時期。這一時期窯廠規模擴大。陶瓷中開始出現豆青釉等新的釉色，器型增多，胎質細膩而堅致。瓷化程度明顯提高。宋代的瓷器一改唐代華貴富麗之風，向沉靜素雅的風格演進。其造型、釉色、裝飾，都給人們留下觀賞不盡，回味無窮的感覺。宋、金時與磁州窯風格相似。胎色灰白，一般都有一層簿簿的化裝土，除燒均釉青瓷外，其他品種胎體較簿。 宋金時期的白地黑花、褐黃釉刻花折沿盆最富代表性，白地黑花彩色烏黑，褐黃釉刻花有蓮花、鵝與兔吃草等紋，盆口徑都在40厘米以上；白釉劃花大碗與磁州窯風格相同，碗心也有五個長條狀支燒痕。產品有碗、壺、盆、盤、瓶、罐、盒 、缽、枕、缸等
元代是鶴壁窯的衰落期，這一時期的器物造型和制作工藝給人一種造型呆板、胎質厚重的感覺，但也有它的突出藝術特色。它的釉下彩繪發展成一種除單色釉外最流行的裝飾。這時期也出現了大面積的繪畫，布局多采用多層裝飾，將元代瓷器粗獷豪放的特點表露無遺。
宋、金、元時期除燒白地黑花瓷外，還有白釉劃花、褐釉刻花及鈞窯系青瓷，很多產品及風格與磁州窯相似。白地黑花彩烏黑光亮；褐黃釉刻花最富代表性，有鵝、蓮花與兔吃草等紋飾，在紋內敷一層薄薄的白化妝土，然后施釉，在深褐色地上托出褐黃色紋樣，具有特殊風格。白釉劃花大碗與磁州窯風格相同，碗心有5個長條狀支燒痕。盆口徑一般都在40厘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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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壁窯瓷器三大系列
第一系列為傳統類，主要包括鶴壁窯傳統器型，以黑釉刻花和白釉刻花等瓷器為代表，圖案有鶴舞南山和富貴牡丹等；
第二系列為家居裝飾瓷，主要包括室內陶藝燈和佛教陶藝品；
第三系列主要為收藏版酒具瓷，以酒碗和酒壺為主。
釉色有白釉、黑釉、黃釉等，黑釉色烏黑，黑釉器線紋細利，制作精致，白釉印花器，胎釉較簿幾乎脫胎，印花風格與定窯相似。
裝飾技藝上，有劃花、印花和篦劃紋，紋飾有蓮花、魚紋、兔紋、鵝紋等，褐黃釉劃花最具代表性，碗類器心有長條型支燒痕。
鶴壁地下蘊藏有高嶺土、塑性黏土、硬質半硬黏土及長石、石英等陶瓷主要礦物原料，富足的陶瓷原料，便利的開采條件，保障了眾多古瓷窯生產所需的瓷土資源。”《安陽縣志·山川》云：“龍山迤西，面南為寶山，鄴乘寶山在龍山西南十余里，山產白石，陶人去取以為器……”這里的寶山位于鶴壁北部6公里的安陽縣善應地，盛產鈣長石釉料。鶴壁集周圍崗巒分布，樹木茂盛，地下煤炭資源十分豐富，為燒瓷提供了充足的燃料。
“在鶴壁北部，羑河自西北向東南貫穿境內，不但為陶瓷生產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水源，也提供了便利的水路交通；洹水注入漳水形成向北商貿通道；湯水開辟向東的交通之路；鶴壁窯以南為平原，貿易往來更為便利；鶴壁北部以西自古以來就有通向山西的經商之道。鶴壁北部唐屬相州所轄，羑河自西北流向東南貫穿境內，北部洹水環繞，東部南部接近平原。優越的地理條件，對鶴壁北部區域的手工業以及商貿往來具有舉足輕重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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甌窯陶瓷古窯址
浙江永嘉縣甌窯窯址共有50多處，主要分布在楠溪江流域，采集的瓷片有青釉、黑釉、白釉、褐彩和青釉點彩等5種，初步確定瓷窯燒制時間始于漢代，迄于明末，從未間斷。
一、漢代至三國窯址
主要分布在楠溪江下游甌北羅東、蘆田等地區，以箬岙山、小墳山、殿嶺山窯址為主，為國內東漢時期創燒青瓷的典型窯址之一，主要器物有瓿、罐、碗、缽等（圖一）。
罐：分平唇直口、卷唇敞口二種。器物大都是雙直系，胎質白中泛灰，致密堅硬；釉色有青中帶灰和青中泛黃等；器表素面，或拍印幾何紋，或刻畫弦紋、水波紋等。
碗：計三式。Ⅰ式：深腹，平底，灰色胎。施豆青釉。Ⅱ式：敞口，斜腹，平底(微內凹)，施青色釉，釉層龜裂明顯，易剝落。Ⅲ式：淺腹，平底，內底微凸，外壁近口沿處飾有弦紋。
缽：直口，深腹，平底，微內凹，施青釉，胎骨堅硬，呈灰白色，腹部拍印花草紋。
瓿：平唇，斂口，胎壁細膩、堅硬，多呈灰色，少數呈紫或灰白，胎壁拍印有蝶紋、網紋、三角紋、杉葉紋、窗欞紋和斜格紋，施略帶褐色的黑釉。
窯具：有墩形喇叭口墊座、斜底筒形墊座、二足墊座、三足支座和盂形齒口支座等5種。座壁設有對流的透氣孔，二者均用明火疊燒。
窯床：在箬岙山后背窯址中發現一處，斷面寬約2米，高約1.5米，窯壁用黏土做成，有明顯燒結面(窯汗)，窯底傾斜度約21°，底鋪砂層，厚約31.5厘米，砂層中也有幾層燒結面。
二、兩晉至六朝窯址
主要分布在甌北蘆田村夏甓山，面積約1000平方米，外露瓷片積堆層長3米，寬1.5米，厚1米，1958年發現。器物標本有罐、硯、盤口壺、雞頭壺、盤、缸、碗、碟、水注等（圖二1、2、3、4、5）。
罐：計五式。Ⅰ式：方唇，斂口，上腹珠圓，下腹斜內收至底，平底，肩部置四系。Ⅱ式：折沿，斂口，短頸，球腹，平底，肩部置橋形雙系。Ⅲ式：平唇，直口，斜肩，圓腹，平底。Ⅳ式：棱形唇，置雙系。Ⅴ式：敞口，斜肩，鼓圓腹。
硯：圓形，斂口，薄唇，折沿，平底，下置獅首形或羊蹄形支丁四只，足上點有褐色彩，外壁施釉，底面釉下有“文苑山者”四字，褐色行書體。
盤口壺：棱形唇，折沿，斂口，直頸，平溜肩，圓球腹，平底。
雞頭壺：盤口薄唇，矮頸，斜溜肩，圓球腹，平底(微內凹)，腹間置橋形雙系和雞首形流，腹和肩之間飾一道凹弦紋。
缸：斂口，平唇，折沿，圓腹，平底(微內凹)，外壁近口沿處飾二道凸弦紋。
盤：斂口，翻唇，圓腹，同心圓，上腹外壁飾四道弦紋。
碗：斂口和敞口二式，棱形唇洗，圓腹，平底(微內凹)。
碟：斂口和敞口二式，圓腹，平底(微內凹)。
水注：敞口，短唇，球腹，假圈足。
器物大多施青色釉，其余為醬黑和黑色釉，青中閃土黃、青綠，或青中閃醬褐色，釉下有龜裂紋。器物的口部、腹部施有點彩，盤、洗、碗、碟施釉不到底。胎骨薄，色灰白，質堅細膩。窯具有墊具、間隔具二種。
三、隋唐至五代窯址
主要分布在甌北坦頭墳山、啟灶墳山、羅東箬隆后背山等地區，其中以啟灶墳山最為典型。啟灶窯址位于甌北啟灶村墳山南麓，面積約800平方米。1982年發現，1983年公布為縣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為配合甬臺溫鐵路的建設，2005年省、市、縣文物部門聯合對該窯址進行了考古發掘。經過對出土的大量瓷片和窯具標本的整理，發現該窯主要生產碗類等日用器皿（圖三1、2、3、4、5、6）。其余品種有盆、盤、碟、缽、燈盞、盂、壺、瓶、罐等，這些品種的產品數量并不多，但大都質量較高，釉色精美，造型規整。有些產品的器型，是甌窯以前沒有發現過的。產品的釉色以偏青為主，少量產品，施滿釉，釉色純正，青中偏黃，類似越窯中的“精品”。產品的裝飾以刻畫為主，內容主要是荷葉蓮花，全部都在器物內壁。也就是說，主要見于盆、碗、盤和碟上，不見于罐、壺等類上。流暢的線條，一兩條小魚游戲在荷葉蓮花間，使得這些產品具有很濃的生活氣息。它們在全部產品中所占比例極小，應是該窯的精品。在盆、缽、罐等器類中，還可見用褐釉點彩裝飾口沿、腹部、器耳等部位。
在裝燒工藝上，該窯已使用匣缽。在一個匣缽里往往盛有十多件瓷器，器物之間用泥點間隔。但應該也有不用匣缽，而是明火裝燒的。證據就是所發現的匣缽體積都不大，無法容納所出的較大件的器物，如罐、大盆等。為了節省空間，多燒產品，窯工們往往在罐等大口器物里放置小件器物。
墊具按形狀分有三種，筒形、束腰形和餅形。前二種是墊在窯床上的支座；后一種可能是墊器物用的。
四、宋元至明代窯址
窯址較多，楠溪江上下游、甌江下游北岸以及西溪流域都有發現，器物有碗、罐、洗、尊、壺、盞、藥缽、高足杯和三足爐等(圖四)。
碗：分三式。Ⅰ式：敞口，斜腹，圈足；Ⅱ式：敞口，內心橢圓形，圈足；Ⅲ式：敞口，斜腹，圈足。
罐：分二式。Ⅰ式：小口短頸，斜肩，圓腹，平底，肩部置雙系。Ⅱ式：敞口，短頸，斜肩，圓鼓腹，平底，假圈足。
洗：斂口，上腹直，下腹斜收，平底。
尊 ：敞口，斜腹，假圈足。
壺：分二式。Ⅰ式：敞口，斜肩，球腹，圈足，腹部置圓管形流和拱形。Ⅱ式：平唇，敞口，廣肩，扁圓腹，平底，假圈足，上腹置一流。
盤：平沿翻唇，腹斜，矮圈足。
盞：斂口，圓腹,平底。
藥缽 ：斂口，圓腹，平沿，平底，胎壁外置一圓形把手。
高足杯：敞口，斜腹，高足，直壁，喇叭形足，杯底紋飾有菊花紋。
壺：斜肩，扁圓腹。流置肩、腹相接處，腹外壁飾一組如意頭紋。
三足爐：折唇，斂口，直腹，圜底，下置三乳釘足，胎外飾凹凸弦紋。
以上器物釉色分褐、醬、青灰、豆青、醬黑和青釉褐彩等6種；胎質細膩，灰中偏白，紋飾有蓮瓣、水草、荷花、凹紋、圓圈紋和弦紋等。在巖頭渡頭山窯址產品中，碗內底劃有章款。
窯具有墊餅、支座、匣缽、墊圈和研缽、研臼等。支座成鼻形，匣缸直壁，平面內凹。
從以上表述可見，永嘉楠溪江下游地區是甌窯的核心分布區，其甌窯窯址具有以下幾方面的特征：
其一是出現時期最早，持續時間較長。永嘉的窯址從漢代開始（據現有標本考證，有可能更早），歷六朝至唐宋，與整個甌窯的生產相始終，這是其他地區所絕無僅有的，尤其是創燒時期的漢代和六朝窯址，幾乎全部分布在永嘉，對于探索甌窯的起源與早期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其二是窯址分布密集，生產規模龐大。在楠溪江下游的甌北蘆田一帶，密集地分布著幾十處窯址，部分窯址分布范圍大，產品堆積層厚，從龍下、啟灶等窯址發掘情況來看，幾乎為純瓷片堆積，說明其生產具有相當大的規模。
其三是器型種類繁多，序列相當完整。永嘉是甌窯的發源地，也是甌窯的中心產區。甌窯產品主要有雞首壺、執壺、各種壺、罐、盤口壺、谷倉罐、盆、硯臺、瓶、井、雞籠、豬圈、燋斗、碗、盤、碟、盂等等，制作規整，造型端莊，工藝嫻熟，裝飾上以密集的褐彩與大塊的彩斑為特色。而以上產品均可以從永嘉的窯址中找到相應的標本或器物。
其四是位置得天獨厚，產品質量很高。甌窯窯床選擇的地理位置均在楠溪江邊或楠溪江支流的溪邊，交通便利，背靠群山，燃料豐富，窯床筑在比較平穩的小山坡一側，形似龍窯，窯壁早、中期用黏土，后期用匣缽砌成墻體，窯頂則用磚砌成拱形。這種窯床依山而筑，似一條臥龍自上而下，最低的一端為火膛，最高的一端開排煙孔，中段為窯室，膛內風通火旺，所以燒出的產品質量很高。如：東漢時期的青瓷產品，釉的玻化程度良好，燒成溫度在1300℃以上；色多為淡青，釉面光亮明快，薄而透明，胎釉結合牢固；胎為高嶺土，呈灰白色，堅硬致密，不吸水，完全具備真正瓷的特點。
浙江永嘉陶瓷生產具有悠久的歷史，早在距今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這里的先民已能燒制陶器。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代，開始燒造印紋陶。溫州地區的瓷窯，后人稱之為甌窯。甌窯基本窯型為龍窯，依山而建，如臥龍自下而上。底端為火膛，頂端開排煙孔，中段為窯室，隔數米設置投柴孔，保持火力快速均勻。甌窯是中國陶瓷史上的著名瓷窯之一，是永嘉作為千年古縣的實物見證，因此永嘉窯址是甌窯的集中代表，它的調查研究對于深入探索甌窯的面貌、發展歷史、學術價值等均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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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州窯瓷器和窯址
耀州窯是北宋六大窯系之一，以刻花青瓷為主，其代表瓷器刻花青瓷“巧如范金，精比琢玉”，有“北方刻花青瓷之冠”的美譽，宋代已馳名海內外。耀州窯遺址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更被評為二十世紀“中國百大考古發現之一”和“陜西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耀州窯發展歷史
耀州窯始于唐代，北宋末為鼎盛期，宋代六大窯系，終于民國。其窯址位于陜西省銅川市黃堡鎮，舊稱同官，宋代時屬耀州，故名“耀州窯”，包括陳爐鎮、立地鎮、上店鎮及玉華宮等窯在內。是宋代北方民間青瓷的主要產區之一。
唐代為耀州窯的初創時期，主要燒制黑釉、白釉、青釉、黃釉、茶葉末釉、花釉等高溫釉瓷以及三彩、琉璃等低溫釉陶。種類之多樣，造型之豐富，國內少見。晚唐以后，青瓷數量明顯上升，已顯露嗣后以青瓷為主流之先聲，證明窯工們根據黃堡窯場的實際，并藉其智慧，探索出耀州窯的發展之路。
五代耀州窯以燒制青瓷為主，工藝技術得到很大改進，產品進一步向高檔、精品的方向發展。器型多仿金銀器，精巧秀麗。釉色溫潤雅致，質感絕佳。裝飾技法以剔、劃花為主。此外，遺址區“官”字款標本的出土，證明耀州窯曾為宮廷或官府燒瓷。其首創的足裹釉支釘裝燒工藝和天青釉瓷對后世官窯瓷器的燒造產生了深遠影響。
宋代耀州窯進入鼎盛時期，形成了“十里窯場”的宏大規模。由于工藝技術的領先以及窯爐和燃料的改進，耀瓷的燒制水平達到爐火純青之境地。此時以燒制色調穩定的橄欖綠青瓷為主，同時兼燒少量黑釉、醬釉及兔毫、油滴等結晶釉瓷，器物種類包羅萬象，造型優美秀麗，裝飾手法以刻花和印花獨具風格，其產品“巧如范金，精比琢玉”。耀瓷由此聞名遐邇，貢奉皇室，遠銷域外，且在其影響下形成了一個范圍廣闊的耀州窯系。
金代耀州窯承襲宋制，仍保持著一定的生產規模和較高的技術水平，依然以燒制青瓷為主。早期青瓷釉色呈青翠色，刻花和印花紋飾趨于簡練。此時成功創燒的月白釉瓷，釉層肥厚，質感如玉，乃金代耀州窯的一大特色。后期以姜黃釉瓷為主，出現了可大幅度提高產量的澀圈疊燒工藝，使其成為金代耀州窯的又一特色。
元代前期耀州窯以燒制刻花、印花姜黃釉青瓷為主，但明顯呈衰落之勢。后期，黑瓷產量不斷擴大，耀州窯又一度呈現出多元化發展局面。與此同時，立地坡、上店、陳爐三大窯場相繼崛起，承襲黃堡瓷脈，并博采各地窯場之長，為耀州窯生命的延續和發展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元末明初之后，陳爐取代黃堡成為耀州窯的中心窯場，但制瓷技術與產品風格發生了轉變，民窯之特色愈為濃厚。此時期耀窯傳統的青瓷不復多見，轉向生產胎體厚重、形體簡練的白瓷、黑瓷和白地黑花瓷。其裝飾手法也從傳統的刻花、印花轉變為繪畫。從此，色彩對比鮮明，畫風質樸豪放的白地黑花瓷取代了青瓷的主導地位，成為陳爐窯的代表產品。
清代，陳爐窯在傳承傳統制瓷技藝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其產品除白地黑花、黑瓷和白瓷外，還創燒了香黃釉瓷以及黃白、黑白復色釉瓷等特色品種。清代晚期到民國初期則出現了具有當地特色且廣受民眾青睞的青花瓷，裝飾特征是各類富有民間色彩的文字題款的廣泛流行和運用，豐富了陳爐窯的內涵。
耀州窯之最
1.中國發掘規模最大的瓷窯遺址。
2.中國最早建成的大型遺址性陶瓷專題博物館—— 1989年一號遺址（唐宋窯址）保護廳建成對外開放。1994 年博物館主館建成對外開放。2000年二號遺址（唐三彩窯址）保護廳建成對外開放。
3.中國第一座唐三彩保護廳——中國最早燒造天青釉瓷的窯場，起源于唐代晚期，成熟于五代，對宋代以后 的官窯天青釉系瓷的燒造產生了重大影響。
4. 中國最早使用煤炭作燃料燒瓷的窯場，始于北宋早期。
5.中國最早的窯神廟碑——宋元豐七年（1084年）《德應侯碑》，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皇帝敕封的窯神。
耀州窯青釉刻花嬰戲紋碗
耀州窯青釉刻花嬰戲紋碗，宋，高8.5cm，口徑20.8cm，足徑4.8cm。
耀州窯青釉刻花嬰戲紋碗碗敞口，寬唇，圈足。里外施青釉。碗內刻嬰戲蓮花紋飾，一肥胖的嬰兒戲于三朵蓮花之間，兩手腕各戴一手鐲，憨態可掬。
此碗刻花精細，畫面生動活潑。北宋晚期，耀州窯裝飾多取嬰戲紋題材，此類構圖還有兩嬰蕩秋千、四嬰戲把蓮等。
耀州窯青釉刻花嬰戲紋碗
耀州窯青釉刻花嬰戲紋碗-嬰戲紋
磁州窯古窯址有哪些
磁州窯古窯址遺存較多，分布面積廣，而且歷史跨度大，從各窯址生產時期看，它歷經北齊—隋、唐—宋、金、元、明各代，顯示出不同的生產工藝和藝術風格。遺址上出土的大批標本和器物，為研究磁州窯及中國陶瓷史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磁州窯觀臺窯古窯址
觀臺窯古窯址，位于磁縣觀臺鎮觀臺二街村北，南北長約700米，東西寬550米，總面積約40萬平方米，貫穿于宋、金、元時期。窯址的主體部分在一條南北向的舌形臺地上，南高北低，坡度平緩，向西向北一直延伸到漳河岸邊。南部已到達平原的表面，截止到觀——彭柏油公路。遺址的偏東部有一條沖溝，將遺址分為兩部，東部一帶遺址堆積較薄，主要是晚期遺物，沖溝的西側是窯址的主體部分。1987年3月，由北京大學考古系、河北省文研所和原邯鄲地區文物保管所聯合對該遺址進行了發掘，出土了完整或可復原的瓷器和其它遺物9870件，瓷片標本30萬片，取得了較豐富的成果，擴大并豐富了人們對磁州窯的傳統認識。經過歷年的整修，窯址上現已是一層層的梯田，已不見其它古窯址上常見的純粹由瓷片堆積成的“渣堆”。每層梯田之間的“堰頭”大多數用廢匣缽、窯磚及大件的廢瓷器壘砌而成，或其本身就是窯爐、作坊殘壁，表明修梯田時對窯址造成的不同程度的破壞。由于梯田的修建，地層埋藏漸淺，每遇暴雨沖涮，窯址表面遍布瓷片。
磁州窯冶子窯古遺址
冶子窯遺址，位于磁縣都黨鄉冶子村東，面積東西約300米，南北800米，農民澆地挖渠或遇雨水，大量瓷片就被沖涮露出地表。
申家莊窯遺址
申家莊窯遺址，位于磁縣黃沙鎮申家莊村西南1000米處，岳城水庫北岸。該遺址內容豐富，暴露的遺物以白釉瓷碗片較多，碗內底部多書以“王”字。
東艾口窯遺址
東艾口窯遺址，位于磁縣觀臺鎮東艾口村西北漳河岸邊的土臺上。現存面積東西長350米，南北寬300米，主要遺跡和遺物有盤、碗、罐等殘片和殘窯壁。。
青碗窯遺址
青碗窯遺址，位于磁縣白土鎮青碗窯村東南200米處臺地之上，面積東西180米，南北250米。
北賈壁窯遺址
北賈壁窯遺址，位于磁縣賈壁鄉北賈壁村西100米的寺溝北岸、干河溝的西北斷崖上，東西長約100米，南北寬100米，在寺溝北坡臺地東北斷崖底部，有一座錢缺的半窯址，僅存殘壁。距此不遠的寺溝北坡梯田和臺地上，散布著很多窯具和瓷器殘片，其中以青瓷為多，碗占多數。
磁州窯鹽店古遺址
鹽店遺址，位于峰峰礦區彭城鎮滏陽西路80號。地下現存窯址兩處，一處為元代，一處為清代。地上現存窯址一處，為清——民國時期，作坊六條，面積4500方米。1999年6月—8月份，邯鄲市文研所受河北省文研所之托，結合礦區文保所在鹽店遺址內進行了首次清理發掘工作，挖掘出元代窯址一座、清代窯址一座，料池一處及上萬片瓷片標本。同時，礦區政府又投資50萬元，在省、市文物部門和陶瓷專家指導下，對發掘出來的元代窯進行了原地保護，建立了仿饅頭窯外型的保護建筑，并在遺址四周拉起了保護圍墻，于2001年7月成立鹽店磁州窯遺址博物館，對外開放。
富田窯遺址
富田窯遺址，位于峰峰礦區彭城鎮富田村村南，其占地面積約為7850平方米，泥料池約為1400平方米，現存饅頭窯7座，作坊4條，料池一處。在遺址內東側中部有兩座聯體窯，該聯體窯是彭城地面上僅存的兩個明代饅頭窯，份量重，價值高。
五廠渣堆遺址
五廠渣堆遺址，位于峰峰礦區彭城鎮滏陽西路彭城鎮中心小學后，遺址保存比較完整，渣堆現為彭城中心小學操場。渣堆上邊緣已拉起保護性圍墻，面積約為20000平方米。
廣西北海瓷器的“海上絲綢之路”古代窯址
中國從唐代就開始從福建泉州、廣州沿海港口出口瓷器，經過宋元明清形成了瓷器的“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是連接亞洲、歐洲和非洲三個大陸的一條文明大動脈，是東西方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交流的橋梁，是世界文化發展的主軸。在它兩端，產生了促進人類文明發展和科技進步的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這條大動脈中，分別產生了中國、印度、希臘、埃及等古代文明。
廣西北海市(一縣三區)至少有30多個瓷器古窯址。上至漢下至清，時間跨度兩千年。而現在列為文物保護單位的古窯址只有9個，其中有上窯、下窯、東窯、西窯、大窯、英羅窯、草鞋村窯、紅坎窯、豹貍窯等。有漢、唐、宋、元、明、清等年代的窯址。其中下窯列為省(區)級文物保護單位，其余為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有一批如中窯、晚姑娘窯、嶺底缸瓦窯、常樂缸瓦窯等新窯址，是近幾年發現的。 北海的古窯址，大多位于沿海邊沿或江河邊沿，水上運輸方便，瓷土、燃料和釉料都較豐富。不同年代古窯址生產的陶瓷器，除國內銷售外，也有一部分通過“海上絲瓷之路”銷往東南亞等地區。北海古窯生產的陶瓷器，已成為北海與國外經濟交流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
陶瓷是較重和易碎的商品，陸路運輸時間久、運費高，而水路運輸比陸路運輸較安全，費用也便宜。所以，絲瓷之路逐漸由陸路轉入海路，而且日益興盛。北海地區離東南亞國家較近，在合浦，又設有對外貿易的合浦關。所以，上文提到馬來西亞柔佛州等地出土的印紋陶片，很有可能是北海地區古時候，通過南海“海上絲瓷之路”傳輸過去的。 合浦史學家周家干先生在《揭開合浦乾體古港面紗》一文說：“在蘇門答臘、爪哇和婆羅洲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中國漢代陶器，所有這些出土印紋陶瓷，與合浦漢墓出土的陶瓷的造型、花紋、彩釉是一樣的。這即證實了漢代合浦與東南亞交通貿易的史實。”這一論點，又進一步證明，北海古窯址在秦漢時期，很有可能有印紋陶瓷通過海上絲瓷之路，輸往馬來西亞、爪哇等東南亞國家。
一、隋唐古窯址與海上陶瓷之路
隋唐時期的古窯址，目前只發現3處，即英羅窯群遺址、晚姑娘窯址、鹽灶窯址。
英羅窯群遺址： 位于山口鎮英羅村東南約一公里處。據合浦縣博物館普查資料載，該窯在英羅水庫嶺腳下，南面以前是海，后來海岸線南移約1公里。據說，以前那里有72條窯，東起英羅圣堂，西至石頭埠，中間連著后來建的英羅水庫大壩。窯群還伸入水庫150米。窯群在英羅水庫周圍最密集，既有饅頭窯，也有龍窯，表土的陶瓷碎片約有2公里。陶瓷片多施青黃釉或黑釉，無紋飾。廣西文物隊以前鑒定為唐窯，窯址上也有宋代器物。廣西容縣也有與英羅窯相似的窯址。在英羅水庫大壩南北兩側，從北面的瓷片帶到南面的廢窯包，約有近千米。在大壩西南角，尚有兩個饅頭狀廢品窯包，窯包內徑約3米多，存有大量燒壞的瓷碗。這些廢品瓷碗，火候未超過1,100℃，硬度不高，吸水性強，胎質粗松。在窯群周圍，散落很多唐代的碗、砵、煲、罐、筷子籠等一類日用生活用瓷的殘器或碎片。近窯包處有較厚的廢品堆積層。我曾兩次到此，采集到一部分陶瓷標本：
碗：有大口碗、小口碗和淺口碗等幾種。碗足，有餅形足和璧形足兩種。
餅形足分兩式：一是實心餅足，足徑7.5公分，大而平，胎質灰白色，較粗松，碗內施乳濁釉，碗外施釉不到底，碗底無釉，呈灰紅色。二是平足底劃有一圈螺旋劃紋，碗內施豆青釉，釉色滋潤肥厚，胎體厚重，灰白色，有些火候高胎質堅硬，有些火候較低胎質粗松。
璧形足碗也分兩式：一是口徑15公分，足徑6.3公分。另一式是口徑18公分，足徑8.6公分。均圓口斜直腹，璧形足。碗內施青黃色釉，灰白胎，碗外施釉不到底，釉色滋潤肥厚。
罐：有四耳罐，也有六耳罐。造型豐滿渾圓，圓口直頸，六耳雙繩系。有些火候高，有些火候低，胎質堅硬、粗松均有。有的施黑釉，胎色淺紅；有的施青黃色釉，胎質灰白色。釉有垂流現象。有的罐內施青黃色釉，釉色滋潤肥厚，器外無釉。器壁最厚處約2公分，較薄處約1公分。 英羅窯群是一處較大的唐代窯址，有可能延燒至宋，因在窯群中發現有龍窯和宋代瓷片。其生產日用陶瓷的數量及器型都較多，質量也較好。窯址以前靠近英羅港，運輸方便。英羅窯群衰落的原因，有可能是因海岸線南移，后來運輸不便，或者是以后因戰亂、因管理不善等原因所致。
晚姑娘窯址：位于南康鎮晚姑娘村東南方，在南康江西面，西背矮坡，坡上有豐富的陶土。只發現一個窯包。地上瓷器殘片比較多。從瓷片看，有大口碗、四耳罐一類的日用器皿。器壁較厚重，有些胎質粗松，釉色黃綠，較肥厚潤澤，多有開片。罐、碗等器物，外部均施釉不到底。器物和英羅窯相似。在該窯采集的陶瓷標本有：
大碗：扁圓、闊口、平底，碗足有些呈餅形，有些無圈足。碗口直徑約14公分，碗高4.5公分。碗底多有似如“6”字劃痕，碗內底均有四五個墊燒痕。
四耳罐：橢圓形，侈口，肩有四扁橋耳，器形與英羅窯相似。
煲窯嶺窯址：位于營盤鎮婆圍鹽灶大隊煲窯嶺，約于20世紀60年代初，由廣東文物工作隊發現的，在欽州市檔案館欽州地區文教卷有記載。該窯生產的日用陶瓷與英羅窯、晚姑娘窯相似。該窯在南康江之西，近出海口處，距北面的晚姑娘窯約有3公里，水上運輸方便。 隋唐時期，北海上述三窯燒造的陶瓷器，很有可能沿著“海上絲瓷之路”銷往東南亞、南亞、非洲等地。理由是：
1、《合浦縣志》、《簡明廣東史》等書，均記載唐宋時期有陶瓷出口。 據《合浦縣志》載：“遠在漢代，合浦便有陶瓷生產。唐、宋時期，合浦便有陶瓷生產出口。”又據《簡明廣東史》載：唐代“出口商品以瓷器、絲綢和鐵器為主，阿拉伯商人很贊賞中國的瓷碗。”
2、文獻有記載，唐代合浦有商船開往天竺(印度)等地，北海古陶瓷很有可能隨船而往。史念海著的《唐代歷史地理研究》一書，曾有佛教徒從合浦乘船到印度的記述。史念海引述義凈著的《大唐求法高僧傳》卷下說，唐代當時西行求法的高僧凡六十人。而經過獅子國(僧訶羅國)的則有明遠、窺沖、義朗、慧琰、大乘燈、僧哲、無行諸人。明遠、窺沖由交州首途，無行則由合浦起程，其余皆由廣州出海。他又引用《釋慧日傳》說：“遂誓游西域，始者泛舶渡海，自經三載，東南海中諸國，昆侖、佛逝、獅子洲等經過略遍，乃達天竺(印度)”。陳炎教授寫的《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和貢獻》一文也指出：“唐代的南海航線……這條航路把中國同東南亞、南亞和西亞這三個地區連接在一起”。以前的航船，大多都是人貨混裝的，北海地區唐代窯址燒造的陶瓷器，很有可能隨著航船銷往南亞、非洲和歐洲等諸國。
3、古陶瓷專家曾考證，唐后期中國青瓷大量出口北非、中東、歐洲及東南亞等地，而北海唐代生產的青瓷與國外部分地區出土的唐代青瓷也很相似。 我國著名古陶瓷專家李知宴，在《中國古代陶瓷的對外傳播》一文載：“在馬來西亞柔佛流域的古代文化遺址，韓槐準(南洋考古學家)先生在考察中得到唐代青瓷碎片……韓先生還在印度尼西亞婆羅洲、文萊蘇丹國等地發現黑瓷雙耳尊和青釉雙耳尊一件，在彭亨也發現唐代青瓷四耳罐等作品”。該文還說：“南亞地區出土唐代瓷器最多的國家是印度洋上的島國斯里蘭卡……這是唐朝航船進入波斯的必經水道……是中國航船上貨的中轉站。這里留下的中國古代文物特別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唐代陶瓷”。該文還指出：“唐朝與西亞和阿拉伯半島的伊朗、伊拉克、阿曼、敘利亞、土耳其，非洲北部的埃及等國家經濟貿易人員往來很密切……中國陶瓷輸入波斯的數量很可觀。”在伊朗的席拉夫這個古代港口，1965年以來，在多次調查和考古發掘中，還“發現了大量的中國陶瓷碎片”。李知宴在該文中還提到唐朝青瓷在北非、中東和歐洲的傳播：“中國瓷器，尤其是青瓷，在唐朝后期，即九世紀中葉后大量出口到北非、中東和歐洲等地。”上文提到的黑瓷和青釉雙耳尊、青瓷四耳罐等陶瓷，與北海英羅窯等窯址生產的陶瓷很相似。
4、合浦港有地理位置優勢及設有海關等有利條件，陶瓷出口沿著海上絲瓷之路進行貿易可能性較大。首先，陶瓷從合浦港沿著海上絲瓷之路出口，具有航程短、運費低等地緣優勢，合浦港是嶺南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水路交通，比廣州、泉州等大港口通往東南亞、非洲及歐洲的航程都短，商人是不會舍近求遠的。其次，漢唐時期設合浦關，便利于做外貿生意。合浦關代表國家接待進出的中外使節，管理通過的商旅，征收貨物的關稅。再次，唐代時期，國力強盛，朝廷鼓勵外商來中國貿易。所以，唐代北海地區的陶瓷出口，沿著南海“海上絲瓷之路”進行商品貿易，可能性也較大。
5、瓷窯生產規模大，只有外銷才有出路。據《合浦縣志》載：“唐貞觀八年(634年)置廉州，州境相當合浦、北海等地域。關寶元年(742年)廉州人口為13,029人。”從英羅窯、晚姑娘窯及鹽灶窯來看，其生產規模較大，年生產陶瓷約有幾十萬件，當時廉州人口不多，當地解決不了銷售問題，只有靠外銷，才能消化得了生產出來的陶瓷產品。 此外，當時合浦口岸，不但出口本地生產的陶瓷，遠在南朝時，已出口南流江、北流河等上游地區生產的陶瓷了。據《廣西外貿志》載：“南朝時，我國商業繁榮，海外貿易比較發達，廣州已成為對外貿易的大商埠。合浦是東南亞各國朝貢的通道。藤縣古龍鄉中隆村生產的古陶器經北流河、南流江輸合浦出口。”
二、宋元古窯址與海上絲瓷之路
宋元時期，北海的陶瓷業步入了興盛期，不但窯口多，規模大，燒造技術、制作工藝以及產品質量均比以前進步。宋元時期，北海現已發現的窯址有：下窯、中窯、上窯、東窯、西窯、常樂缸瓦窯、黃麗窩缸瓦窯、紅坎窯等等。
下窯： 位于福成鎮下窯村，故名。窯群在古河道福成江(又稱新圩江)西岸，西靠下窯村，南北長約300米，東西寬約100米。據合浦縣文物調查，該窯群在江岸排列有12個窯包，每個窯包相距三、五十米。現在較為明顯看出的窯包有5至8個。窯群大多為藤蔓、草木所覆蓋。在窯包周圍，瓷片比比皆是，廢品堆積層較厚。燒造的陶瓷有罐、盆、甕、碗、壺、擂盆等日用生活陶瓷。廢品堆還有墊餅，匣碎、石捶、窯磚等窯具。瓷片有青、黃、灰、綠等釉色。有些青瓷片釉色較好，呈黃色或青黃色，釉色滋潤、火候較高、胎體堅硬。有些釉層較肥厚，有開片。
中窯： 位于福成鎮中窯村東北約200米處。在古河道福成江西岸，距南面下窯約2公里，距上窯約4公里。1988年12月，我與桂林市古陶瓷專家李鏵到中窯村考察，首次發現該窯。因它在中窯村旁，與上下窯相對應，故名中窯。窯址附近多產陶土，廢品堆積層較厚。見有龍窯和饅頭窯的殘跡。曾燒造過盆、碗、壺、碎、甕、煲、擂盆、豬槽等日用陶瓷，也有骨缸等宗教用瓷，還發現有大缸、牛頭煲等大件和明代城磚等建筑陶瓷。瓷片多灰白胎，施青黃釉，牛頭煲施黑釉。大多瓷片火候較高，胎質堅硬。有些器物壁較厚。饅頭窯是燒大缸、牛頭煲等大件粗瓷的。城磚長40公分，寬16公分，厚約10公分。明洪武初年，朝廷命修筑白龍珍珠城，該城呈長方形，南北長320.5米，東西寬233米，周長1,107米，城高6米，城基寬約7.6米，是需要大量城磚的。白龍珍珠城的城磚應是中窯燒造的。中窯距白龍珍珠城約7.5公里，有水路相通。中窯村明代曾為集市，稱中窯圩。明代后期，因遭倭寇劫掠而衰落。又因福成江河道逐年淤塞，水上交通不暢而使窯址停燒。
上窯： 位于福成鎮上窯村東南方約200米處，在福成江的西側。據合浦縣文物調查稱，窯包高約15米，東西長56米，南北寬54米。 1957年7月廣東省文物普查認定為宋代窯址。1980年11月，廣西區文物隊鄭超雄先生會同合浦縣博物館對該窯進行發掘。當時窯址的火膛及煙道已全部被毀，僅剩窯床中部11米長。該窯床為斜坡式龍窯，長50米，寬1.6至1.8米，窯壁殘高35至45公分，窯室斜度為25度。廢品堆積厚達1米至3.5米，其中以窯具墊托居多。出土的遺物大多無紋飾，有小部分有海鳥紋、蜜蜂紋、纏枝紋，圖案化了的云雷紋、水波紋等。修飾手法是用毛筆描繪朱紅色。有些器物朱書：“福”、“壽”、“長命”等吉祥文字。出土的陶瓷器計有甕、碎、盆、燈、執壺、擂盆、筷筒、動物、餅足碗、拔火罐、四耳罐等日用生活器物。出土的陶瓷殘器有些釉色細、光澤好、火候高。有的器物底部一般都較厚重、平底，腹部較深。有些口沿為子母口。還出土有三件陶瓷煙斗，和一個壁薄、釉細的殘破小酒杯。
紅坎窯： 位于福成鎮社壇村北面古河道福成江上游的西邊，緊靠紅坎嶺，故名。該窯是于1987年文物普查時發現的，封土高約7米，南北長15米，東西寬13米，窯膛為灰色磚砌結。整個窯包已為草木封蓋，似饅頭狀。從窯包周圍散落的瓷片看，該窯燒造的器物有甕、石本、壺、盆等生活用器。陶瓷器火候較高，胎質堅硬，釉色多為石灰質釉，也有施釉肥厚的瓷片。
東窯：位于營盤鎮東窯村的東側，窯址分布在南北長約400米的村莊邊緣地帶。東窯村的東西兩側以前都是古河道。據群眾反映，東窯以前有36座窯。1983年10月，廣西文物隊合浦縣普查分隊普查時，發現有6座窯包遺存，龍窯的構架還清晰可見。燒造的產品有碗、盆、罐、壺、石本等生活用器，器物胎較厚、灰白色。釉色有青黃、褐黃等色。有些砵釉色滋潤肥厚、胎質堅硬。碗外施釉不到底，有深褐色劃紋。
西窯： 位于東窯之西。東西兩窯隔一約200米寬的田垌(以前是古河道)。當地群眾說，以前西窯也有36座窯。1983年10月廣西文物隊合浦縣普查分隊普查時，發現有8座窯包。窯包附近散落很多筒瓦碎片。有些甕、罐、碎等瓷片，產品胎質、釉色品種與東窯、上窯大體相同。
常樂缸瓦窯： 位于常樂圩鎮北約1.5公里的缸瓦窯村旁，南流江東側。窯口面對江邊。1999年10月，我利用休假時間到該地考察首次發現。因近常樂圩鎮，故取名常樂缸瓦窯。該窯現存兩條斜坡式龍窯。每條長約40米。一條已多年停燒被草木覆蓋，陶瓷片滿地皆是。另一條似在古窯的基礎上修造窯床，停燒約有20年。兩窯口周圍廢品堆積層較厚，產品火候高，多為厚重粗瓷，器物內外大多施醬色釉。燒造的器物有：甕、砵、盆、沙煲、豬槽、大缸等生活用器。器物胎質粗糙，含鐵量高，呈褐色，胎質堅硬。古窯的東邊有很多深坑，應該是以前取陶土時挖深的。據一位老人說，這里很早以前便有缸瓦窯了。該窯燒造產品的胎質、釉色、品種與紅坎窯相似。
黃麗窩缸瓦窯：
位于南康圩鎮北約6.5公里的缸瓦窯村東南方，因該地屬黃麗窩大隊轄，權取名黃麗窩缸瓦窯。于2001年4月26日，我與一同事到那里調查時發現。古窯已被青樹翠蔓所覆蓋。看來窯址規模較大，不只一個窯口。該窯以前離海邊很近，后來海岸線逐漸外移，現離鐵山港海面約2公里。該窯周圍散落的瓷片很多，估計廢品堆積層亦很厚。從散落的瓷片看，該窯燒造的器物有甕、碎、壺、碗、磨盆等日用生活用器。器物釉色青灰，胎質有些堅硬有些粗松。磨砵、瓷盆與福成紅坎窯相似。 關于上面幾個窯的燒造年代，從上面幾個窯燒造產品的胎質、釉色、品種等情況看，當屬同一時代的窯口。它們的燒造年代，大體上始燒于宋，延燒至明。我國著名的古陶瓷專家陳萬里，曾根據1957年7月廣東省文物普查隊采集的瓷片鑒定，認為上窯、下窯兩處窯址的年代當屬北宋。這幾個窯燒造年代的上限，定于宋代應是沒有問題的。1980年11月，廣西文物隊會同合浦縣博物館發掘上窯，據合浦縣博物館文物登記材料稱，上窯發掘時，“在窯頂上拾到一個斷了把的壓槌(捶)，上刻有‘嘉靖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造’，經整理鑒定為明代窯址。”上窯燒造的下限定在明嘉靖是沒有問題的。但把上窯只說是明代窯址或說成是明嘉靖的窯址，則未免過于片面了。 1961年，廣東省博物館曾廣億先生到合浦復查，認為上、下窯址的年代當屬唐代。這也有他一定的道理。一是曾廣億先生是廣東著名的古陶瓷專家，見多識廣、眼力可靠、著作頗豐，廣東的窯址，他大都考察過；二是他鑒定為唐代窯址，肯定有他的依據。1998年12月，我與桂林古陶瓷專家李鏵到上窯考察時，在上窯發掘出來的廢品堆中采集到三種碗底，其中一種是平底餅足有褐彩的碗底，應是唐末或宋末元初的碗底。1999年5月14日，我陪南京博物院教授、我國著名古陶瓷專家張浦生去合浦博物館參觀時，在庫房的上窯標本處見到一只平底碗殘底，張教授說這是唐代器物。1986年12月，《考古》雜志刊登廣西文物隊鄭超雄先生執筆寫的《廣西合浦上窯窯址發掘簡報》一文，曾有出土碗一件的記載，其狀況是：“碗、1件，殘。敞口、圓底，壁形足。高5.5、口徑13、底4.5厘米。灰白胎。”從“圓底，壁形足”的特征看，應是晚唐流行的碗式。 根據上面幾點，我認為曾廣億先生說上窯是唐代窯址，肯定有他的道理。上窯燒造的上限很可能在晚唐，但發掘出土晚唐的器物不多，定為北宋或宋代，或許更準確些。其他中窯、東窯、西窯、下窯、紅坎窯、常樂缸瓦窯、黃麗窩缸瓦窯等，這些窯址都未發掘過，其深層內涵還是未知數，但從其窯址周圍的堆積層及散落的瓷片看，與上、下窯的瓷片大致相似，其燒造年限，大體上定為上限始燒于宋代，下限延燒至明代還是可以的。 當然，各個窯口由于地理位置及運輸條件不同，其燒造年限還是有差異的。如福成江邊呈南北走向的四個窯址，下窯處于福成江的下游，離白龍港口約6公里，窯址的生產規模最大；中窯處于福成江的中游，離白龍港口約8公里，生產規模比下窯小；上窯處于福成江的中游，離白龍港口約11公里，生產規模又比中窯小；紅坎窯處于福成江的上游，離白龍港口約14公里，生產規模又比上窯小。據《合浦文史資料》第三輯“福成沿革”載，明朝以前，“海潮上漲，自白龍港口沖入福成江，溯江而上，直達福成圩東北角十余里處，那里有條村莊名為‘水尾村’……顧名思義，‘水尾’就是海潮上漲之終點。”這條水尾村，就在紅坎窯隔江的對面。也就是說，以前是有海水漲到紅坎窯江邊的。它的陶瓷運輸，主要靠漲潮水路，隨著福成江的淤塞，海岸線的下移，這幾個瓷窯逐漸失去了水上運輸線，也失去了生存發展的空間。所以沿著福成江而建的四個窯址，紅坎窯在上游，失去水上運輸線最早，因而生產時間短、生產規模小，上窯次之，中窯又次之。 北海地區宋元時期出現那么多瓷窯，每年產品至少過百萬件，而當時北海地區的人口并不多，單靠當地銷售是不可能的。《合浦縣志·人口》沒有宋代的人口統計數字，但有元代及明代的：“元代合浦屬廉州路，廉州路轄合浦、石康二縣。該路人口為11,686人”，“到了明永樂十年(1412年)合浦、石康二縣總人口為33,007人”，“明嘉靖元年(1522年)縣境為人口11,822人。”由此可見，北海宋元時期，乃至延燒至明代的窯址，其生產的產品在本地銷售，肯定是供過于求的。往內地銷售，其成本及質量也敵不過江西瓷及廣西容縣瓷。這些窯址之所以能生存發展下去，主要靠產品外貿出口。 《合浦縣志·經濟篇》，曾記載：“唐、宋時期合浦便有陶瓷生產并出口”。李志儉先生主編的《北海港史》一書也指出：“元朝在廉州設市舶提舉司，接待各國使者和商人，也吸引中原商人抵此貿易。這樣，不僅促進港口的發展，而且刺激了廉州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當時，合浦的陶瓷業已初具規模……元代古瓷窯址，大都在沿海地帶……古陶及其器物的發現，充分證明此時合浦已大批生產較為優質的陶瓷器，并通過港口輸送到東南亞各國。” 我國著名古陶瓷專家馮先銘在《古陶瓷鑒真》一書中說：“我國陶瓷在唐代已有相當數量輸出國外，入宋以來，瓷器對外輸出有增無減。在亞洲的東部、南部、西部及非洲東海岸很多國家都發現有宋代瓷器，不僅行銷的市場較唐代有擴大，而且數量有了急劇的增長。”該書指出：“在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和江謠等沿海地區，這一地區瓷窯的大量出現與宋代瓷器大量外銷有直接關系。”該書還提到：在廣西，“宋代燒青白釉的還有桂平和北海2窯，桂平窯所燒器皿較多，北海窯只燒碗盆碟等器……主要供外銷之用，因此國內極少流傳。”馮先銘所指的北海窯，泛指宋代北海地區的上窯、下窯等窯址。在下窯，曾出土寫有紅色阿拉伯文的宋代執壺。這些執壺，很可能是銷往阿拉伯地區的商品。 從上面幾個事例，可反映宋元時期北海制瓷業的發達興盛，這與外貿出口有關。《宋史》、《宋會要》等書也有記載，我國與大食(沙特阿拉伯)等國，也有以“精粗瓷器市易”的。 宋元時期，北海等沿海地區之所以瓷業興盛，外貿興旺，還有如下幾個原因：
l、宋朝廷重視海外貿易。
①、專門在廣州、泉州等大港口設立外貿管理機構市舶司。在廉州，設有沿海巡檢司，元朝開設市舶提舉司，舊署在“州南十里中和坊。”“中和坊”可能位于廉州鎮沿著西門江往南約5公里的九頭廟一帶。這些外貿管理機構主要工作，是接送中外來往使者和商舶，對進出口商品征收關稅。②、1010年，宋真宗辟廉州和欽州如洪砦為與交趾(越南)互市口岸，直至南宋滅亡，共200余年。這將有利于北海地區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往來。廉州港(即北海港)已成為當時我國對外開放的十大港口之一。據《廉州府志》載：“自廉(即北海港)航海，一日之程即交趾(越南)。③、朝廷派內侍等重要官員到國外開拓貿易。④、授商以官，對招商有貢獻的商人賜予一定的官職。
2、禁止以金銀與外國貿易，在以物換物的交易中提高了瓷器在貿易中的地位。
據《宋史·食貨志》載，到了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臣僚言以金銀博買，泄之遠夷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絹帛、錦綺、瓷漆之屬博易”。這樣，金銀錢幣不再用于海外貿易，而瓷漆絲綢成了海外博易的主角。外銷的陶瓷，主要來自民窯，這就大大刺激東南沿海民窯陶瓷業的發展。又據《簡明廣東史》載，南宋時廣東已開始使用紙幣，到元代市舶條件更為完備，市舶貿易普遍使用紙鈔。元初即已印行“中統鈔”。市舶貿易流通手段的進步，也促進外貿的發展，出口商品“仍以瓷器和絲綢為大宗。”
3、航海技術的進步，也促進外貿的發展。
主要反映在船舶指南針的應用及造船技術的進步。在宋代，廣東、福建的造船業當時處于世界先進行列，據宋代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六載，宋代商舶木蘭舟“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可見當時造船已很發達。有的船甚至可載千人。宋代朱或的《萍洲可談》，沈括的《夢溪筆談》等書，都記載有羅盤的科學原理。航船根據羅盤、天象、景物等因素，可作科學的航海定位。航海技術的進步為陶瓷的對外輸出提供了交通安全保證。
4、瓷窯燒造技術的進步，也促進對外貿易及瓷業的發展。
在宋代，我國北方的少數民族，先后建立了遼、金、元政權，并多次南下用兵。據《元豐九域志》載，南宋時，有不少士民從中原往生活環境相對穩定的南方遷移。在南遷士民中，也有不少有制瓷技藝的手工業工匠。他們的加入使南方瓷業的制作工藝和燒造技術，都得到很大的進步。如對瓷土注意了選擇、提煉和因材施釉，在紋飾題材、制瓷種類、施釉顏色等方面都有所進步。在燒造技術方面，窯爐也從半倒焰式的饅頭窯改為平焰式的龍窯。龍窯多以山坡或堆土傾斜建筑，窯長數十米，形似長龍。其特點是升溫、降溫都快，生產周期短、產量大、成本低。同時，還用上了觀察窯溫的火照(試溫標)。由于瓷窯燒造技術和工藝水平的進步，既降低成本、提高質量，又擴大了生產規模，促進瓷業和外貿的發展。 成書于南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年)的《諸蕃志》一書，作者趙汝適列舉了當時亞洲有15個地區或國家，是用瓷器進行貿易的。其中有：占城、真臘、三佛齊、單馬令、凌牙斯加、佛羅安、蘭無里、細蘭、南庇、麻逸、渤泥等國，即今亞洲的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印度，非洲的坦桑尼亞等國家。 陳炎教授的《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和貢獻》一文載：“到了宋代，不只是中國絲綢、瓷器，連中國的發明創造如指南針、火藥、造紙和活字印刷術等，也通過阿拉伯、波斯等國商人，經由這條航路而傳入歐洲。”該文還指出：“元、明兩代為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極盛時期。這時，海外航路和對外貿易發展到最高潮……從輸入商品的產地推知，同我國貿易的地區的國家已擴大到亞、非、歐、美各大洲。” 日本三上次男教授的名著《陶瓷之路》一書也指出：在阿拉伯半島的東岸、北岸、南岸都發現有中國的瓷器。《中國古瓷在非洲的發現》一書又指出：在“紅河岸邊的庫賽爾也出土有宋代越窯青瓷、龍泉窯瓷器，和景德鎮、南方地區的青白瓷”。北海宋元瓷窯生產的是“南方地區的青白瓷”，這些青白瓷，在通往東南亞、非洲等地的海上絲瓷之路貿易中，應占有相當的份額。
三、明清古窯址與海上絲瓷之路
明清時期，除宋元時期延燒至明的上窯、中窯、下窯、東窯、西窯和黃麗窩缸瓦窯外，明代始燒的有嶺底缸瓦窯、沙田大窯和北窯、豹貍缸瓦窯。清代始燒的有赤江窯、小江窯等。
嶺底缸瓦窯： 位于北海市銀海區靖海鎮，嶺底村公所北約1公里的缸瓦窯村的西側。因該窯毗鄰嶺底村公所，權且稱之為嶺底缸瓦窯。窯址沿著海岸邊分布，南北長約幾百米。該窯是我和桂林李鏵于1998年12月考察發現的。當時調查缸瓦窯村82歲的盧翁，他說以前這里有四條窯燒缸瓦，他小時侯已不生產了，也許在民國前已停燒。經初步調查，發現該窯有三條龍窯的痕跡，廢品堆積層較厚。龍窯長約30米，窯室寬約2米多。窯床依海岸邊的山坡而建。在窯址南方，有一深水大塘，這應是以前取瓷土時挖深的。 該窯燒造的主要是日用陶瓷器，也有建筑陶瓷和宗教用瓷。日用瓷器有：甕、碗、碎、煲、壇、缸、杯、壺、瓶、盆、網墜、筒瓦等多種，大小器均有，瓷胎有厚有薄。 采集的部分殘器標本有：
甕。有大小多種。大甕口徑12公分，圓口，短頸，寬背，弧腹，外施青黃色釉，施釉不到底。
砵。有大小幾種。大砵口徑約30公分，外施釉不到底。矮砵高8公分，口徑約18公分，子母口，施褐色釉。有些磨砵，砵內布滿交叉刻痕。
檐口壇。外弧檐，弧腹，平底，內口徑約11公分，外口徑約20公分，外施青黃色釉，有蓋。
碗。有幾種類型。有些足底有一小乳突，施青黃色釉，有開片，釉色潤澤光亮，碗內底有青花點，澀圈疊燒。有些碗內印有青花梵文。有的碗外壁也印有青花梵文，碗底乳突周圍有一小圓圈，圈足直徑6.5公分，足跟不施釉。有的小碗小圈足，足跟平切，足墻和碗底不施釉，沙底。有的碗內外釉色潤澤，呈青綠色，有開片，足跟兩邊斜削不施釉，圈足直徑8公分。
魂瓶。宗教瓷器作陪葬用。采集到的魂瓶高約16公分，魂瓶蓋如笠帽狀，直徑9公分，頂有一圓形紐。圓紐周圍在一直徑5.5公分的范圍內塑有5朵蓮瓣紋，施青黃色釉。
網墜。呈長方扁圓形，陶質，長6公分，寬3.5公分，厚1.5公分，有兩個系繩圓孔，圓孔直徑1公分。
壺。卷沿口，短頸，平腹，流與口沿平，施青黃色釉，釉色光亮潤澤，口沿直徑5.5公分，外施釉不到底。有些壺較大，釉色夾有黑斑。
窯具。有墊餅、匣砵等。墊餅呈扁圓形，直徑約10公分，底面均有兩小圈，厚約1.5至2公分。
漢筒瓦頭。采集到一件。該窯是不是在漢朝時燒過筒瓦?因該窯尚未發掘，只有一件孤證，未敢定論。 該窯緊靠海邊，瓷土豐富，水上運輸方便，從廢品堆積層看，此窯規模較大，燒造時間較長。1999年5月15日，我在市文物所將該窯采集到的瓷片，拿給我的老師著名古陶瓷專家張浦生教授看。他說從魂瓶、壺等瓷片看，應是元代或明代的。碗的釉多泛青，有貼花，應是清代的。由此大體上可判斷，該窯為明清窯址應是沒有問題的。
上新大窯： 位于沙田鎮上新村公所北約1公里的大窯村內。據《合浦地名志》載，大窯村“未建村前，此地建有三座大窯燒磚瓦”故名大窯村。上新大窯西北距永安城約2公里，西南距上新村公所約1公里。大窯遺址有幾個足球場那么大，中間有一大水塘。大水塘應是以前挖陶土時形成的。水塘周圍有些古窯址，散落及堆積的瓦片較多。在水塘邊也發現有缸瓦窯，所燒的有碎、瓶、壺之類日用器皿。散落的瓷片火候不高，釉質較差。 在上新大窯北面約4公里，還有一個窯址叫北窯，位于山口鎮丹兜村公所東南方約1.5公里，據老人說，北窯與大窯所燒造的產品以及燒造年代基本相似。修筑永安城時，大窯和北窯均為該城燒磚瓦。據《珠鄉風情錄·永安古城遺址》載，永安古城于明代初興建，“該城周長四百十一丈，高一丈八尺，寬一丈五尺，城壕周長五百丈”，于明成化和嘉靖年間曾重修。永安古城的修筑，需要磚瓦是巨大的。大窯和北窯距永安城幾乎相等，約2公里，分別位于永安城的東南方和東北方。均為明代窯址。
赤江窯： 位于鐵山港區南康鎮石頭埠村公所西北約2.5公里的赤江，臨近鐵山港海灣，水上交通方便。赤江窯建于清咸豐(1851-1862)年間，同治(1862-1875)年間由吳正仁三兄弟建“白碎窯”，廠號為“義和祥”，生產碎、盆、煲、缸等日用瓷器，而以白碎為主，白砵最負盛名。清末，赤江增建了“伯公窯”和“中間窯”，工人發展到200多人，有6條窯口和一條碗窯，年產陶瓷20多萬件。產品有煲、砵、盆、碗、碟、缸、杯、壺等多種。民國期間，仍有6、7條窯燒造，并組建了“同益公司”。赤江盛產瓷土(高嶺土)。赤江高嶺土含鋁量占22％至30％，鋁能耐高溫。赤江窯除生產白砵外，沙煲也很負盛名。耐高溫達220度至420度。赤江窯的產品總的來說具有耐高溫、抗擊性強，沒有毒素等特點，遠銷國內外。毛主席紀念堂的壁雕也選擇赤江的陶土制作。
豹貍缸瓦窯： 明代窯址。位于合浦縣石康鎮豹貍村公所缸瓦缸村的北面，距缸瓦窯村約700米。臨近武利江邊，順江水直下約4公里，便到直通北海的南流江，水上運輸方便。該窯燒造的器物有甕、罐、缸、砵、盆、壺、磨碎等日用陶瓷。據合浦縣博物館普查登記載：該窯包高約7米，長約60米，為龍窯。窯址周圍陶瓷殘片很多。
小江窯： 明清時期，屬合浦縣的小江窯(今屬浦北縣)規模較大，所燒瓷器質優價廉，遠銷國內外。據載：小江窯建于明崇禎(1628-1644)年間，由小江人到景德鎮學藝回來后建造的。所燒瓷器潔白輕巧，能耐高溫。直到清道光(1821-1851)年間，在小江“馬路坡先后建成瓷窯八條：張屋窯、上信窯、中間窯、老窯、四柱窯、高窯、廣仁窯、塘角窯”，燒制的產品有碗、盆、壺、杯、花瓶等。青花瓷、五彩花瓶質量都很好。該窯的產品大多都是經北海港出口。據請來的江西師傅鑒定，該窯瓷器質量僅次于江西瓷器。北海市收藏研究會的部分會員，也收藏有小江窯多件陶瓷藏品。 明朝時，北海地區創燒窯加上前代延燒的瓷窯已有成10條，以每條窯每次裝燒器物2萬件計，每年裝燒2次，全年就燒造40萬件。到清朝，北海地區還有兩三個窯口生產，年產陶瓷也有幾十萬件之多。據《合浦縣志·人口》載，明嘉靖元年(1522年)，合浦縣境人口為11,822人；崇禎三年(1630年)，合浦縣境人口為15,467人：清康熙七年(1668年)，合浦縣境人口為7,048人；道光八年(1828年)，全縣人口為26,528人。按照當時的人口，明清時期陶瓷器生產若單在本地消費，肯定是供過于求的。憑著地緣優勢，北海地區的陶瓷產業，顯然是要通過海上絲瓷之路，尋求生存和發展空間的。 日本三上次男教授的《陶瓷之路》一書指出：在阿拉伯半島出土的中國瓷，既有宋元時期的青瓷、青白瓷，也有青花瓷。青花瓷既有元朝的，也有明清時期的。 北海嶺底缸瓦窯燒制的梵文青花碗，有與佛教信仰相維系的梵文紋飾。這種碗很有可能通過“海上陶瓷之路”銷往泰國、印度或非洲其他佛教盛行的地區。 有文獻記載，北海明清時期有瓷器銷往海外。《合浦縣志·經濟篇》載，于清代及民國年問，合浦生產的“缸、盆、砵、砂煲等粗瓷及粗瓷碗，有部分出口”。寫于清末的《北海雜錄·商務》載：“每年九、十月間，有大海波渡十余艘，載鑊、瓦器往星加坡”。瓦器，即陶瓷器。《北海口岸外貿志》也指出：“北海開埠后……當時合浦、北海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已發展到一定的規模。如小江生產的瓷器，質優價廉，每年有大量經北海銷往廣州……及至新加坡等南洋地區。”除小江窯的產品經北海口岸外銷外，欽州的泥興陶也從北海口岸出口。據《北海關十年報告(1902-1911)》載：“欽州生產的質地精良的陶器……這種陶制品實在是如此精美，官員們已經先后把一些實物作為貢品奉送給帝國宮廷。”由于欽州泥興精美，清代從北海El岸出口的欽州泥興陶也不少。
1986年12月，《考古》刊載《廣西合浦上窯窯址發掘簡報》一文，認為上窯、下窯等窯址在明朝之所以“興燒”，是“與合浦縣白龍采珠場有著密切的聯系”。我看這只是表面原因，不是主要原因。即使到明代，上窯、下窯等窯址也有成十處，窯爐數十座，每年生產至少也有幾十萬件瓷器。而那時雷、廉兩府所使用的珠民，據當時粵督林富統計，也是“共夫二千名”。二千珠民也用不了多少陶瓷，也推動不了北海明代窯址的“興燒”。 為何明清時期北海的古窯址還那么興盛，“海上絲瓷之路”仍很通暢呢?大概有如下幾個原因：
1、明清兩代前期均國力強盛，中外貿易興旺，為陶瓷業的發展和海上絲瓷之路通暢創造了有利條件。
明代前期永樂年間，明王朝派鄭和率領船隊七下西洋。他的船隊十分龐大，擁有60多艘可容2萬人以上的寶船，再加上中小型船只共200余艘，人數達26萬人，大大提高明王朝的威望及與西洋的溝通。據《北海口岸外貿志》載，那時“安南(越南)、占城(今越南中部)、暹羅(泰國)、真臘(柬埔寨)等國的商人紛紛抵廉州，與我國進行貿易。明朝大批商人亦從廉州抵東南亞進行貿易。”明嘉靖年問(1522—1566年)，廉州官府開辟了從冠頭嶺前往安南海東府、海陽府、新興府等地的不定期直達海上航線，當時冠頭嶺一帶已是“南北皆澳海船艤焉”，是商舶云集之地。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7月，清廷平定臺灣后，禁海及遷界取消，中外貿易又再度興旺，據《廉州府志·度廉州海道》(乾隆版)載：那時的廉州“圣朝之威遠播，薄海之風外洋，各國夷商無不航海梯山源源而來，現在幅輳肩摩，實為邊海第一繁庶之地”。商路的暢通，為海上絲瓷之路的暢通，及瓷業的發展創造了機遇和條件。
2、陶瓷燒造技術和航海技術的進步，也是北海制瓷業及“海上絲瓷之路”繁榮的原因之一。
據《簡明廣東史》載：“明代，廣東的陶瓷業也有很大的發展，窯址遍及全省各地……嘉靖前多為青釉瓷器，屬疊燒；嘉靖后，開始燒制青花瓷，改用匣缽單件燒，器形制作精巧。”在北海下窯和嶺底缸瓦窯的殘窯堆中，也發現有匣缽等窯具。明中葉以后，由于航海技術及造船技術的進步，船舶的噸位在增大，對外航線也在增加。對外貿易的發展，促進了北海陶瓷業及“海上絲瓷之路”的繁榮。
3、民間貿易逐漸取代了朝貢式的官方貿易，北海稅率相對較低。
明中葉，隆慶元年(1567年)開始，持續一千多年的朝貢式官方貿易逐漸讓位于民間貿易，即“易公販而私販”，有利于促進陶瓷等民間貿易的發展。此外，北海稅率相對較低。咸豐八年(1858年)，根據中英《天津條約》附約規定，除絲、茶、鴉片外，所有進出口貨物一律按“值百抽五”征稅，即只征稅5％，但北海口岸的征稅稅率卻低至4％，進出口綜合稅率僅為4.7％。1876年中英《煙臺條約》有特殊規定：“各口租界，作為免收洋貨厘金之處”。但在北海，凡是外國商品運往內地，只交納2.5％的子口稅。由于北海口岸稅率低，有利于外貿進出口，因而促進北海制瓷業及“海上絲瓷之路”的繁榮。雖然明清時期有段時間實行海禁，但在巨大的商貿利潤驅動下，民間海商走私販運絲綢和陶瓷仍非常盛行。 總之，北海古窯址經歷了秦漢時期的創燒期，隋唐時期的發展期，宋元時期的興盛期，及明清時期的延燒期，長期汲取和蓄納南北良工之精華，在學習、繼承和創新中不斷發展。 北海古窯址的發展，與“海上絲瓷之路”的開拓和對外開放密切相連。北海古窯址憑著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優勢，通過“海上絲瓷之路”，拓展產品的銷售市場和生存發展空間。 北海口岸，通過“海上絲瓷之路”向東南亞、非洲和歐洲等地傳播北海的陶瓷、絲綢等物質文化，是國際口岸的標志，是國際經濟文化交流的一個組成部分。 北海陶瓷文化歷史悠久。經濟交流是文化交流與傳播的重要途徑。北海古窯址，為促進東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為“海上絲瓷之路”的繁榮，曾作出過積極的貢獻。
山西省瓷器古窯址有哪些
晉城窯
晉城窯是近些年發現的晉南地區的瓷窯，窯址在山西省晉城縣境內。該窯為金、元、時期的瓷窯，主要燒造均釉瓷器，器形以碗為最常見。
介休窯
介休窯窯址在山西省介休縣洪山鎮。該窯創燒于北宋，歷經金、元、明、清和民國幾個朝代，有長達八九百年的燒造歷史。宋代，這里燒造定窯系的白釉、黑釉印花碗等，也燒造與磁州窯有一定關系的白釉劃花填黑彩、白地黑花瓷等。白釉醬花瓷器則富有介休窯有的特色，其中有桔紅色彩者。金代，這里盛燒黃釉
霍縣窯
霍縣窯窯址在山西省霍縣陳村一帶，即文獻記載的“彭窯”所在地。該窯創燒于金代，盛燒于元代。這里以燒白瓷為主，器物胎、釉潔白，光素者居多，間有少量印花裝飾。因用支釘支燒，器里及足均留有5個小支釘痕。元代以后可見白地褐花高足杯、碗等器物。
大同窯
大同窯即《大同府志》中提到的“青瓷窯”，窯址在山西省北部大同縣瓦窯溝。該窯的燒瓷時間為金、元兩代，窯址遺物以黑釉瓷為主。兼有少量茶葉末釉瓷。器物為瓶、罐、盆等。裝飾技法有剔花和劃花兩種：剔花裝飾風格粗獷；劃花裝飾線條較細。所見紋飾以復線水波紋稍多，亦可見劃花水波游魚紋。
懷仁窯
懷仁窯窯址在山西省北部懷仁縣，是金、元時期的瓷窯。該窯以燒造黑釉瓷為主，釉面烏黑晶瑩。有些釉面產生油滴結晶，但發現不多。器物有瓶、罐、碗、枕等。大口灌的口沿較厚，與大同窯器物口沿的削平有所不同。劃花裝飾者較多，線條簡練。除黑釉器外，這里還燒制白釉、白釉*花、醬釉瓷等。
渾源窯
渾源窯窯址在山西省北部渾源縣。目前發現窯址3處，其中以古磁窯燒造年代最早，始燒于唐代。窯址中遺留了不少白釉和黑釉碗、罐標本。其席紋裝飾與河南瓦窯的風格相同。里白釉外黑釉碗具有地域特征。金、元兩代盛燒雁北地區常見的黑釉剔花瓷。此外還有青釉、黑釉劃花、白釉劃花、剔花、印花、白地黑花及均釉瓷等。該窯所燒的瓷器品種之豐富，在雁北地區是少見的。
臨汾窯
臨汾窯窯址在山西省南部臨汾縣。該窯燒瓷時間為元代，以黑釉瓷為主，漆黑光亮，兼燒醬釉、白地黑花、白釉劃花等品種。黑釉瓷器中以直口碗數量最多，為典型的元代造型。黑釉瓷中有油滴紋與兔毫紋碗。白釉瓷中有的采用印花、劃花、剔花、彩繪作裝飾。
典型工藝 油滴釉
榆次窯
榆次窯窯址在山西省榆次縣孟家井，為金、元時期瓷窯。窯址遺物以黑釉、白釉瓷所占比重最大。白釉瓷釉色白中閃黃，多有印花裝飾，線條粗獷。因系疊燒，碗心又一圈無釉。黑釉瓷也有以印花裝飾者，但數量較少。此外，還發現了少量醬釉、青釉印花、白地黑花瓷器標本。
陽城窯
陽城窯窯址在山西省陽城縣畔溝。該窯燒造器物以白釉為主。器形有折腰盤、碗等，有的以劃花作裝飾。
長治窯
長治窯窯址在山西省長治縣八義鎮。該窯為金代瓷窯，以燒造釉上彩繪碗、塑像為主，兼燒少量白地黑花器，碗的里心、圈足上都有5個支燒痕，紋飾以花卉為主，另有少量魚紋、題寫的詩文等。
平定窯
平定窯窯址在山西省平定縣柏井村，是唐代至金代的瓷窯。平定距河北較近，與河北內丘的邢窯及曲陽的定窯成犄角之勢，因此所燒瓷器在造型、釉色、裝飾上受到上述兩窯的影響。唐代燒造白釉玉璧底碗，但制作工藝略粗。五代產品有有常見的唇口碗。宋代燒造的刻劃浮雕蓮瓣紋碗、白釉碗、白釉獸面貼花罐、注子、折腰盤等均系仿定窯產品。宋、金時期還燒造白釉罐、小瓶、罐，黑釉印花、剔花盤以及北方常見的五角或六角盤、碗等。
河曲窯
河曲窯窯址在山西省河曲縣陽坡泉與硬地節，是金代瓷窯。陽坡泉燒造白釉、黑釉器物。白釉瓷有盤、碗、盆等造型。裝飾手法主要有劃花、印花等，劃花線條均為細線條。不上化妝土者釉呈灰青色，具有山西地區瓷器特有的色澤。黑釉器物有刮釉疊燒的碗，數量較多，此外還有*紋供器。
孟縣窯
孟縣窯地處山西東部，東與河北接壤，窯址在距縣城東15千米處的磁窯坡村。該窯為金、元時期瓷窯，以燒白瓷為主，有光素者，也有印花、劃花、刻花裝飾者。器物一般施化妝土，較粗者則不施化妝土。器物有碗、盤、碟、缽、瓶、壇、杯、器蓋、器座、盞托、枕、人形、執壺等。除白瓷外，還有燒造白釉黑花、絞胎、黑釉瓷及低溫黃釉陶等物品。
交城窯
交城窯窯址在山西省交城縣，是唐代到元代的瓷窯，唐代時白瓷產量最大，也發現了黑釉斑點拍鼓標本。宋代仍以燒造白瓷為主，裝飾手法有凸雕蓮瓣紋、釉上赭彩彩繪、珍珠地劃花、劃花等。除白釉瓷外，該窯也燒造黑釉瓷。
河津窯
河津窯窯址在山西省河津縣北午芹。在唐代這里燒造白釉瓷。白瓷的品種有注子、碗等。宋代燒造白釉折腰盤、盆、碗等，裝飾手法有浮雕蓮瓣紋、綠彩彩繪、印花、珍珠地劃花、剔花等。
安徽省的瓷器古窯址有哪些
安徽省的瓷器在古代不是很知名，古窯址一般都是民窯遺址。那么安徽省的瓷器古窯址有哪些呢
界首窯
安徽界首所產陶器以低溫釉陶最為著名。所謂低溫釉,燒制溫度一般在900攝氏度以下，多見于民窯。界首釉陶最早發現于唐代民窯遺址中，主要生產以工藝三彩陶刻畫為裝飾的瓶、壇、罐等日用器皿；成型后施化妝土，刻畫剔地，點綴綠釉，施以透明釉，燒成后呈赭紅、綠、米黃三色的花紋；形制厚重，刻花飽滿，形成具有獨特民俗意味和地域特點的三彩風格。它巧妙地汲取了民間版畫藝術的傳統手法，線條遒勁、整齊、明朗。紋飾多以民間故事、戲劇人物、山水花草為題材。
繁昌窯
今安徽繁昌縣柯家沖。燒瓷于宋代，專燒青白瓷。
瓷器特征：
1、胎較薄，胎色白中閃青，釉面光潤。
2、碗盤類器物施釉一般近底部，外壁旋削痕明顯，底足可分三類： A、平底內凹。B、圈足平切。C、圈足壁斜切。
3、產品中以注子和注碗配套的溫酒器最富特色。
4、器物大多無紋飾，碗內心飾團花紋較多見。
5、采用墊餅墊燒，器物足內無釉。
宣州窯（蕪湖東門渡窯）
位于蕪湖東門渡村小鎮，西距縣城灣沚鎮 20公里。鎮四周大都是圩田，僅西南方是屬于敬亭山支脈的小丘陵，窯址就公布在這些小丘陵上，主要有小山、營盤山、康王山、蛤蟆地、窯頭山和小竹園六處。燒瓷時間始于盛唐，盛于晚唐、五代，終于北宋。
特征：
1、器物有碗、缽、盞、燈、執壺、四系缸、雙系小口瓶、缸、盆、各類俑、建筑飾件等。各窯所燒器物不盡相同，營盤山、康王山以燒注子、壺、罐為主；蛤蟆地則主要燒制碗、缽、碟等類器物；小竹園等專燒缸類器物。
2、因當地瓷土礦含鐵量較高，同時又羼和大量赭紅色粘土，所以產品胎質為灰黑、鐵灰等色，露胎處呈鐵紅或褐色。釉色以青黃、醬黃、醬黑為基本色調，由于釉料中氧化亞鐵含量不同，少數器物出現青灰、青綠、醬褐色。器物施釉前先上一層乳黃色石灰釉，似化妝土，然后施釉。
值得一提的是，在康王山發現一批印有“宣州官窯”款的宋代瓷罐殘件，制作粗糙，似為酒器。古代文獻有宣州窯的記載。至于東門渡窯與宣州窯的關系，目前意見不一，主要以下觀點：一、從廣義上講古宣州境內有兩個窯系；一是涇縣窯頭嶺、窯峰以及繁昌柯家沖、駱沖窯的青白瓷系；二是東門渡窯與琴溪窯的青瓷系。從狹義上講，宣州窯應是專指東門渡窯。因為宣州窯是為完成特殊任務而設立的窯場，是官辦，而其他幾處窯是民窯，以燒日用瓷為主。二、東門渡窯為民窯，鈐“宣州官窯”款的器物為官府監燒的專用器皿。三、東門渡窯是早期宣州窯發源地之一，琴溪窯是宣州窯工藝水平突飛猛進的鼎盛期；繁昌柯家沖窯是宣州窯的晚期窯場。四、宣州官窯為地方官窯。究竟如何定論，有待于窯址的試掘及更多考古材料的發現。
歙縣竦口窯
位于歙縣桂林鎮竦口村北100米處。皖南唐、宋民間瓷窯。燒瓷年代始于唐，盛于五代到北宋。
產品以青釉盤、碗、盞為主。少數釉色為青黃色或灰色。該窯燒制的青釉器物色調純正，釉質細膩、滋潤，光潔度較好，釉層薄厚均勻。釉面有細碎開片，胎釉燒結程度較好。器內外滿釉，僅足圈無釉。五代碗多大口、大足，腹部弧度小，有瓜棱及五瓣葵口的造型，釉色與浙江越窯、江西黃泥頭窯接近，燒法也與江西所燒器物相同，都采用支釘墊燒。
琴溪古窯址
琴溪古窯址在涇縣城東北14公里處的陶窯村。村西有鳳凰山，北為虎容山，南有龍山，東有白云山，東北有青龍山，西南有窯筆山，均為不太高的丘陵。村西3公里處，琴溪河由南向北流入青戈江。陶窯村及村南的徑縣陶瓷廠，至今還在用龍窯燒造缸瓦陶器。村內及四周到處散落著陶片，村西南200米處的龍山腳下，一大片陶器堆積尤為矚目，面積達數百平方米，厚度達6米以上，村北的虎容山南坡山腳，也有面積很大、堆積很厚的陶窯址堆積，較村西的時代要早。從這些窯堆積往上到虎容山坡腰部，遍地分布著古代青瓷片。從虎容山向東，也有一片范圍很大的青瓷窯址堆積，主要分布在青龍山的西南坡及山腳下，當地稱之為碗沖。虎容山與青龍山之間的山嘴下，有一方名為長塘的古水塘，可能是當時窯工為燒窯和制瓷用水開挖的。青龍山東側與窯筆山東南側，有瓷土礦，至今這里的陶窯廠還在開采，可見，這里古代制瓷的原料為本地出產。
績溪霞澗窯
位于績溪縣城（華陽鎮）西北約2公里霞澗村（又名花根村）南面的山坡及高地上。1984年發現，燒瓷時間為五代至北宋的民間瓷窯。
主要品種有青釉、醬黑釉、醬黃釉及綠釉器。其中以青釉為主，器形有各式碗、壺、盤等，釉質細膩、滋潤，釉層薄厚均勻，胎釉結合牢固，釉面光潔，有片紋。醬釉器質地粗厚，釉面光潔度較差。綠釉器有罐、盆等。在窯址上還采集到一些醬褐釉拍鼓標本，具有唐代風格。
壽州窯
壽州窯，創燒于南朝陳，停燒于唐末，前后燒造約400余年。器型主要有壺罐、碗、枕、注子、盂、玩具及建筑材料等。 興盛于隋唐，以首創黃釉瓷而著稱于世，名列唐朝各大窯口第五，存世350年，失傳1200年。
壽州窯是唐代七大瓷窯之一，陸羽《茶經》記載“（壽州）瓷黃色紫”，將壽州窯列為第
五位。壽州窯以中原文化為主，兼含南北方文化，并具有地方特色。
我國六朝至唐朝著名瓷窯之一。1960年以后經多次調查發現，窯址主要分布在上窯鎮的管家嘴、余家溝、上窯鎮醫院住院部、外窯村、馬家崗、泉山、三座窯以及鳳陽縣武店區的臨泉寺、上劉莊、大劉莊等。窯址分布地跨古壽、濠兩州，東西長約80公里，主要集中在高塘湖、窯河沿岸，壽州窯從南朝經隋于唐末，延續約350年。
壽州窯早期產品有罐、四系瓶、豆、盞等，多著淡青灰色釉、青釉，胎質較細。吸水率低，釉色青中帶綠，系用還原焰燒成，釉層薄而透明，腹下部及底足不施釉。盛期產品有碗、盤、杯、缽、注子
壽州窯遺址壽州窯遺址、枕、玩具等。釉色以氧化焰燒成，有蠟黃、鱔魚黃、黃綠釉等。釉下施泥質胎衣，釉層呈玻璃狀。 在馬家崗、余家溝發現唐代圓形窯爐，窯壁用磚砌或用窯棒砌成，直徑約3米，匣缽上下疊置，匣缽相互之間留有8厘米左右的火路。匣內裝一件或數件，皆仰燒。早期使用的窯具有圓形多足支托，隋初以后，多用三、四岔支托，支釘支捧三角支托等。
壽州瓷窯的產品大致分為六期。以隋開皇三年(583年)例證，臨泉寺窯燒造的淡青灰釉產品屬第一期，時代約在南北朝陳至隋；以隋開皇六年為例，臨泉寺窯燒造的青綠釉產品，以及管嘴孜、上劉莊出土青釉器屬第二期，晚者屬第三期，時代約在隋。以地層疊壓關系推斷，大劉莊和余家溝瓷址出土的殘瓷器標本青釉屬第三期，黃釉器屬第四期和第五期，黑釉器屬第六期，時代約從初唐至唐末。
該窯是：隋代胎體堅實、厚重、胎色青灰。唐代胎體原色，胎色白中泛黃。釉色隋代青中帶黃綠，有玻璃光澤，常開有小紋片。唐代以黃色為主，釉面光潤透明，大多施用化裝土，有剝釉現象。另外還燒黑釉瓷，釉面光潤如漆，少數呈醬褐色，有粗細兩類產品，精細者胎為白色。
在裝飾技藝上，有印花、劃花、貼花三種，在燒制方法上，都用托珠疊燒法。碗、盤器內留有支燒痕跡。
其特征和鑒定要領是：（1） 隋代產品 1隋代燒青瓷，胎質堅硬，胎體較厚，胎色青灰；斷面較粗，有大小不等的氣孔和鐵質斑點。 2釉色青中帶黃或帶綠，光澤很好。器物一般只施半釉，釉面常有小開片。 3裝飾方法有印花、劃花、貼花三種。劃花有蓮瓣紋、單弦紋、復弦紋、波浪紋等；貼花僅見卷草紋。圖案的組成常采用帶狀或團花狀。 4器形主要有四系瓶、高足盤、小口罐等（2） 唐代產品 1胎體比較厚重，胎色白中泛黃。 2釉色以黃為主，釉面光潤，開小片紋，表層有透明的玻璃質感。大多施用化妝土，但釉與化妝土結合不牢，有剝落現象。 3采用3足支釘或托珠疊燒，碗、盤內心和底足留有3個支釘或托珠痕。 4器形有碗、盞、杯、缽、注子、枕、玩具等。器多數平底，有的底心微凹。碗、盞一類器足的邊棱用刀削去。注子有多角形短流，枕為小長方形，都具有典型唐代風格。
歐盤古窯址
歐盤古窯址南距著名的白土窯址僅4公里左右，301省道從遺址上東西穿過。而蕭縣白土窯，也被人們稱作“蕭窯”，創燒于唐，終于金，窯內器形、釉色與壽州窯相似。白土窯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歐盤古窯址遺址地表散見有大量的瓷碗、高足盤、“V”型三叉支釘和支托類窯具等遺物。從目前發掘的情況來看，出土器物形制風格反映出的時代特征以唐代為主，另有部分屬于宋元時期，同時還出土了隋代的東西。可以推測，歐盤古窯在唐以前就存在，加上出土的器物形制與白土窯的器物有著很大的相似性，此次考古發掘，很有可能改變人們對蕭窯的認知。當然，這還需要進一步的考古發掘來進行證實。但可以肯定的是，蕭窯作為皖北地區最為重要的窯址之一，長久以來的考古工作開展得較少，此次歐盤窯址的考古發掘將成為一個契機，為蕭窯等相關問題的研究和探討提供了重要資料。
古代淄博窯瓷龜探趣
黑釉瓷龜
龜是人們非常熟悉的一種爬行動物，它性情溫和，動作遲緩，耐渴耐餓，生命力極強。被認為是介蟲之長。中華民族的龜崇拜，源遠流長，由此積淀而成的龜文化蔚蔚壯觀。從而出現了大量以龜為吉祥物的文化現象。用陶瓷制作的龜玩具便是其中之一。
白釉點黑彩瓷龜
茶葉末釉瓷龜
白地黑花點綠彩瓷龜
黃釉瓷龜
棕釉瓷龜
瓷龜背面
古瓷龜陶范
在淄博市淄川博物館就收藏了百余件唐宋金元時期淄博窯燒造的玩具瓷龜。它們被整齊地排列在一個大展柜中，就像一個等待檢閱的龜兵方陣，既威嚴壯觀，又憨態可掬，使人產生無窮的樂趣和不盡的遐思。多年以來，筆者也收藏有數十件淄博窯燒造的歷代古玩具瓷龜。這些瓷龜與淄川博物館藏品如出一轍，大小約在3—6厘米之間，普遍在5厘米左右，厚度約2厘米，重量在50—70克之間，形態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令人愛不釋手。
這些古瓷龜的制胎原料，是使用當地出產的陶土，質地雜質較多，顏色呈灰白色或黑灰色，但燒結度很高。古瓷龜背部大都施以黑、白、黃、棕等單色釉，尤以施黑釉者最多，白地黑花者次之，有些還兼具三彩色裝飾。具體來說，宋代前期以青釉、醬釉為多，白釉次之，后期兼有三彩裝飾特點，以黃綠彩為多；金代以三彩釉為主，黑釉、白釉次之；元代以白地黑繪花為主流，而且增加了紅綠彩裝飾。其釉色純正光亮。為便于燒成時不粘連，龜腹部均不施釉。
其制作工藝是用模制法。首先，需要能工巧匠手工雕刻出一個小龜陽模型，然后開始用和好的泥料翻模制成龜形陰陶范，晾干后入窯燒成，這便是一個可多次重復使用的龜范了。將制備好的泥團放入龜范，用手掌用力按壓，再用手指抹平，等待干燥后，取出上釉，干透后可即入窯燒成。燒制出的形體精致規整的小瓷龜產品，可當做模子再制作范，往復不斷。因此有頭模、二模、三模之說，其中又以頭模龜最為精美。
古代窯工們在緊張的勞作之余，憑借自己的經驗隨性而作，信手模制出這些充滿童趣的小玩藝，在換取一定的經濟收入的同時，也為自己的工作增添些許的樂趣。也正因為如此，這些瓷龜玩具往往不像其他瓷器那么精致，具有純樸、稚拙、隨意化的特點，其自然天成的拙俗反而成就了淄博窯特有的一種鮮活的民間民俗玩具藝術之美。同時，這些瓷龜裝窯燒制時不占有主陶瓷產品的空間，在夾縫、空隙中任意擺放、填充，既增加了裝窯量，又降低了生產成本，因而其產量很大。
中國古代民間有“懷龜骸求聰敏”之俗，以為“龜骸環裳，子孫聰明，取龜左骸環而帶之，子孫聰明智慧”。古人相信，佩戴在身上的瓷龜能啟迪孩子的聰明才智，是吉祥物。淄博窯匠工們制作各種小瓷龜，龜背上一般都有聳起的專用系孔，便于系掛在孩童身上。孩子們佩戴、玩耍，寓意明確：讓父母都在孩子身上寄托著“子孫聰明智慧”的期望。同時，各式各樣的活靈活現的小瓷龜，是孩子們非常喜愛的玩具，能喚起孩子及家長們強烈的購買欲望。而且由于燒制成本低，價格低廉，應該是一種很暢銷的兒童玩具。
瓷器的窯址至今未被發現的哥窯
哥窯是中國瓷器史上五大名窯瓷器之一，跟汝窯、官窯、定窯和鈞窯齊名，哥窯是中國五大名窯中唯一窯址至今尚未被發現瓷器。
哥窯鑒別是金絲鐵線冰裂紋，這也是哥窯瓷器的主要特點之一，古代文獻對哥窯最早的記述出自元代末年成書的《靜齋至正直記》一書。今天人們所說的傳世哥窯瓷器，系指一類胎色較深、施灰青色或米黃色厚釉、釉質潤澤如酥、釉面開有大小深淺不同裂紋的瓷器。
哥窯瓷器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明、清至今，一直被視作名瓷而進行仿燒。從傳世和考古發掘獲得的實物看，景德鎮御器(窯)廠在明代宣德年間已成功仿燒哥窯（釉）瓷器，清代雍正、乾隆時期達到興盛。20世紀50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在對上海青浦元代任氏墓、江蘇南京明初汪興祖墓、北京元大都遺址等進行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了一些灰青釉帶開片的瓷器。人們發現這類瓷器與傳世哥窯或官窯瓷器有別，而與杭州老虎洞窯址元代地層出土瓷片標本特征相似，因此將其認作元代“哥(官)窯型”產品。這為進一步厘清哥窯研究中的相關問題提供了重要參考。
